到了天启年间，加征税赋的范围从耕地扩大到了榷关、行盐及其他领域。崇祯四年时，又将辽饷标准进一步提高，但仍是入不敷出。仅山海关一地，每年的支出就高达四百万两白银。

这么多的银子，当然并不是全部都发到了前线将士手，或是用作增加军备，修筑城防。各级官僚和将领，其实都会在经手辽饷的时候揩油。尽管朝廷也想了许多办法，如派出官员监督辽饷从征收到发放的整个过程，但终究环节太多，根本就堵不住辽饷从各种渠道大量流失出去。

支援辽东边关的辽饷，用于镇压农民军的剿饷，以及组建操练地方武装的练饷，这三饷加派的数额远远超出了正统的赋税，以至于很多地方的农户倾家荡产也无法缴清这些乱七糟的苛捐杂税，最终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奴仆，甚至变成流民和匪徒。而与此同时，北方边防并未因为军费开支的增加就得到显著的加强，反而是在满清武装年复一年的攻击之下愈发变得脆弱不堪。那么多的银子收上来发下去，到底对加强边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大概只有天知道。

大明朝堂上当然也不全都是糊涂蛋，这样无限制地向平民增加赋税的后果，他们并不是毫无察觉，由此引发的恶果正在逐年显现出来，而且正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但为了维护统治，军饷决不能停，朝廷又没办法将征收赋税的范围扩大到权贵阶层，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增收。而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是看当下国内哪里最为富庶，来钱速度最快了。

这个问题当然不难找到答案，如今大明国内有很多地方都陷入了内乱之，特别是以原为心的区域，最近这些年里几乎就没消停过，社会经济早已濒临崩溃。而经济状况较好的自然就是那些没有被战火波及到的地区，尤以东南方向的沿海地区为主，如江浙地区、福建漳泉两州、两广珠江流域等等，依靠较为发达的海上贸易，成为了大明当下最为繁荣的地区。

但福广地区如今对朝廷来说，却是有些鞭长莫及的意味。两广因为毗邻被海汉占去的海南岛，被渗透得最为彻底，朝廷在当地的官员任免如果没得到海汉的认同，很难安安稳稳地完成任期，而且如果要直接插手当地贸易事务，也很可能会激怒海汉，甚至引发战事，所以从一开始两广地区就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

而福建地区已经有了许心素这个土皇帝，将当地经营得如同国之国一般，许心素在福建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分疆裂土的藩王，朝廷要插手当地事务的难度也不比两广地区差多少，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给许心素创造出造反的借口，到那步田地可就没法收拾局面了。所以就算知道许家富可敌国，经营着许多能赚大钱的产业，朝廷也只能眼馋，却没法让许家老老实实把这些好处吐出来。

福广地区都动不了，也就只剩下江浙了。但问题是当地虽然富庶，大部分财富也同样是集在少数社会上层手，而这些权贵一向都不是承担赋税的主力，朝廷要给这些人直接加派赋税的难度其实相当大。杨嗣昌通过所掌握的信息，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江浙地区的海上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部分，收归到官府手进行管理，再从抽取部分利润纳入国库充作三饷。

当然了，征税这部分肯定不是向自己人收，而是来这个地区做买卖的外国人——比如说占领了舟山岛的海汉人就是极好的目标。而过去形同虚设的市舶司，今后可能会变成权力巨大的衙门，将所有跨境贸易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宁波府距离舟山最近，自然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杨嗣昌的目标。而知府曲余同与舟山当局的密切关系并不是什么秘密，杨嗣昌如果要推行自己的新政，那肯定就不能让曲余同继续掌管宁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得罪某些人，但宁波每年通过国际贸易创造出的利润惊人，足以让杨嗣昌忽略潜藏的矛盾危机，开始策划安排顶掉曲余同的计划。

而曲余同既然有胆子跟海汉合作，自然也不是什么老实人，这些年赚进口袋里的银子也送出去不少，该上香的地方都没拉下，京城里当然也有他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些银子的确也没白花，到了关键时刻总算是有人送来消息，提前警告他防范危机。曲余同审时度势，自知无力化解来自朝堂上的攻势，便只能求助海汉，希望能借助海汉的支持保住自己的官位。

当然了，杨嗣昌想实现的目标很大，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措施肯定会动了很多人的蛋糕，所遇到的阻力也绝不会只是曲余同这一处，所以行事还需较长的时间，曲余同也还有改变事态走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