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诗人之死

一行广告成立之后，我和董平就在考虑如何借助热点事件打出一个新企业的知名度。正好第三代也是上海非主流诗群的代表诗人大胡子孟俊良来大连玩。自从1986年我们在上海和深圳见面后，他也于1990年初从深圳大学编辑出版中心被迫辞职返沪。1992年秋季，我特约他来东北游玩，孟在中国现代诗界特别是第三代诗群中是我最认可的诗歌和人品兼济的前卫诗人。他先到蓝城待了一周后，我又让他到家乡花河去找“局外人俱乐部”的二字号老友们放松一周。在这期间我就琢磨让他到一行广告任文字总监。一是看他一时生活和工作无着落；二是公司确实也很难请到他这样的大家。

因为我同时兼任总公司的总裁，无法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进来。与董平商量他也欣然同意。于是孟从花河再次返回蓝城后我就直接向他发出力邀，他当即表态没问题。他留下后果然出手不凡、先声夺人，抓住热点人物和公共事件的创意策划案令人拍案叫绝，得到我和董平的全力支持并迅速实施，让一行广告在蓝城、全国甚至海外都一举成名！

一行广告的的名字源于严力在纽约办了《一行》诗刊，再加上我和孟俊良的诗人身份，先天就具有诗意和先锋性，所以我们的亮相自然也笔走偏锋、特立独行。

第一个活动是抓住顾城新西兰激流岛杀妻自缢的轰动海内外的新闻，策划组织了一项“诗人之死”的系列行为广告活动一一

第一天，首先拼接了一块四、五百平方米的巨幅黑布，在上面绣了四个鲜红大字：诗人之死。中午午休时间将其铺在蓝城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上，红字周边与外围把海内外刊登顾城事件的报纸缝在在黑布上进行展览、供人观阅了一下午。引来络绎不绝的看热闹的人流。

这之前公司在蓝城享有盛名的异国建筑博物馆的中山广场、其中的大连宾馆（解决前叫大和宾馆，是一家经典的日式建筑）楼顶买了个广告位。当天凌晨四、五点钟，我们带着几位民工上去，把这块黑布挂在上面。第二天早晨，中山广场的车来人往和周边酒店和写字楼高区的人，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并涟漪般地向全城蔓延和流传。《蓝城晚报》和蓝城电视台都做了追踪报道，随即《中国文艺报》、《香港文汇报》海内外媒体都陆续登出相关新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反响。

这次事件营销活动后，一行广告声名鹊起。并顺势承接了蓝城时装节专刊。于是我把家乡的两位老友“二魔怔”画家王闻江和“二娘们“导演冯果文也临时请到蓝城，一个作设计总监，一个作专题片编导，开始了半年多诗画同行、歌酒升平的文化盛宴。

4. 中农信插曲

卫利行事件后，我经陆市长的秘书孙康引见、认识了筹建蓝城分公司的中农信俞总且相谈投契。不久后他表示希望我加盟。当时我己开办尚州公司，和刘松探讨后，我决定先以帮忙的形式做为试用磨合，我的如意算盘是一旦深度参与、能让他们未来在资金上大力支持尚州及下属公司。于是我以办公室主任的名头开始了工作。三个月时间，一切进展顺利，俞总有意让我做他的助理。没想到惹恼了另外两位也和俞总一起从北京总部派来的大员，一位是金融部安总，一位是人事部吕部长。他们不愿意我这个外人进入核心层，于是有一次在俞总和我上北京出差时，竟联手发动了一次对我的调查。以我前段为公司租赁写字楼和购买办公设施收好处费为由，同时连带我的所谓卫利行“污点”，逼俞总让我出局。俞总一时陷入两难，他虽然之前任总公司人事部总经理要职，但安李两人也都不白给，与公司高层都有私人关系。于是俞总天秤倾向内部、想高调处理此事。当时正好刘松也在北京来找他的一位任财政部部长秘书的大学同学，我和他交流后一致认为如果中农信是这种内部结构，我想对外搞钱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这时尚州及下属公司正开始起势，刘松最近也能运作到账一笔1 000万元的贷款。所以待下去已没有意义了。还不如全力投入尚州，齐心做自己的事。于是我俩请俞总吃饭，他唱黑脸，我唱红脸。酒桌上我首先对俞的信任表达了感谢，并表明自己的清白和被冤枉。刘松则对安李两人的阴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暗示如果他们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啦！结果双方不了了之、相安无事。我重回尚州。

两年后，蓝城中农信果然出事，俞总几乎被小安子架空，他私自贷出去十几亿的款给关系户并受贿3000多万元，最后因为一贷款户卷走8000万贷款潜逃海外而事发，被判20年有期徒刑并追回大部分赃款。俞总也受牵连被调回北京总部。

尚州总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过两年多的野蛮生长，各自成型并进入发展的轨道，山头都已竖起。因为当初成立时就是“拉杆子”式的草台班子，既没有深度的股权关系也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每位牵头人都不是池中之物，都是宁做. 鸡.头不做凤尾之辈。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所必然。所以1994年秋季的一天，大家开了最后一次总公司经理办公会，吃了一顿散伙饭，就宣布各自独立、好聚好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