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警方倒是说过，有些人联系不到家属，但也被遣送，只能根据他们说的家的方位遣送，没有专人护送到家，就地遣散。这就涉及到一个字面上的理解，“遣送”这两个字的概念是什么。他确实不知道有没有规定，怎么样算遣送，较真的话就变成一个文字概念，可能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在被解救或者是被遣送的人中，有一个群体更值得关注，也就是残障人士去哪儿了？他们怎么回家？
必须关注，包括这些黑心砖厂会不会死灰复燃，包括这些黑包工头，包括这些残障人士、儿童还没有回当地的，会不会有人又重新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些事情都要关注。这涉及到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链条会不会再被链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循环？这需要政府的打击力度和后面的长效机制，以前因为有黑包工头也说过，以前也打击过，这并不是第一次。曾家辉相信这不是第一次，可他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在调查中，当地官员认为这个砖窑厂暂时停产了，他们的意思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市场需求量太大。如果空心黏土砖窑厂不会消失，那就意味着黑心砖窑厂存在，现在取缔是逐步取缔，打击也是很有难度的，在当地有非常大的需求，现在让农民买那些新型环保一点的建筑材料，可能成本比较高，对于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讲难以承受，这样的情况下就去买这些红砖，而生产这些红砖大多是一些非常小的小砖窑。还有一个习惯问题，大家比较习惯于用红砖。他在调查中找当地人了解过，当地人用来建一个简易房或者盖猪圈，用其他砖一个是觉得贵，另一个是习惯于用红砖。
这样的情况和问题，不仅新闻记者敏感到了，各级各层面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调查组一定会协调处理。”
他知道这样的线索是可以查清楚的，也是可以处理好的。
记者围绕后续反应或者说是期待处理的相关问题也道出了观点，“从报道的信息分析，当地存在着类似于官商勾结的因素。比如发案的黑窑后来查出来，当地工商所和派出所里有关人员，都被调查过。那个姓蒋的黑窑老板，还包括他父亲也是村支书。也就是说在黑砖厂存在的这几年间，当地的派出所连看都没有去看过，甚至自己的办案经费还要砖厂承担，当然这个案子发生之后，钱被退还回来了。某种程度上，当地存在着官商勾结，可能对打击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对于记者调查，可能同样会存在着一些难度，曾书记能给我们指点迷津么？”
曾家辉对这个问题没有推三阻四，点头道：“我理解记者朋友们的心情，你们希望通过深度报道来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可你们似乎又遇到了一些阻力，对吧？”
“正是如此。”
“指点迷津谈不上，但解决办法肯定有，我想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记者随机应变能力，这一点对你们的要求较高。我看了前面的很多报道，很多的媒体没有采访到真正的黑包工头，也就是说，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组织黑工，他们为什么要组织。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应该联系到相关当事人，最好做一个黑包工头的对话，让他讲清如何对待工人，以及背后的黑幕。而且我也可以提供一点线索，据我的调查了解，这些包工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当地砖窑的操作模式就是老板出资、出钱建一个砖厂，只负责销售，但不负责生产，生产完全承包给包工头的。后来的调查情况来看，包括虐民工、童工，主要就是包工头的行为。所以包工头应该是你们新闻调查里获取信息的一个人群。”
“这些人怎么能见着？”
“这不是我们调查组能协调的，我说了靠你们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有的包工头逮住了，可有的包工头不见了，他们是跑了，还是仍然在工作着？这些需要大家去………”
其实，曾家辉知道有些包工头应该是躲起来了。事发当时躲起来，包括很多受害的人。其实现在解救出来的人，应当不是受害人全部，很多人被转移了。有的包工头恐怕猜想可能与过去一样，一阵风之后，再卷土重来。他所谈的阻力，除了见不到想见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什么阻力。因为对于新闻记者来讲，其实在当地砖老板的身份并不高，很多都是当地村民。所以，外界采访当地人这一块，实际上没有多少突破，因为大家都是邻里。这件事情公布以后，砖厂全部停产了，工人也都不见了，还原现场也是比较难的。来自官方的帮助也不是很多。所以，一线记者感觉一开始有些茫然。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虽然最受关注的是石城县，但是这个事情在整个三江省都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地方存在，所以面非常大，采访起来比较困难，很多时候用在路上的时间比采访的时间还要多，见不到人只是后话。
记者们也认同他的观点，“我们进村，一看就是外地人，基本上见不到当地人。和当地人搭讪，他们有的因为语言不通，有的根本不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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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辉调侃他们，道：“防火、防盗、防记者嘛！”
记者也笑了，“这要看什么人，并不是全部的。有一些人比较善良，还是愿意说一点，但是他们知之甚少，的确不知道黑砖窑，如果知道的话，可能黑砖窑就不可能存在这么久。”
曾家辉认真谈了一些思考性的问题：看待三江黑砖窑事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背后，为什么这个现象在当地这么普遍？它是三江的一个个案，还是带有普遍性？我觉得有个案的成分，也有普遍性。为什么这样说？首先黑砖窑工艺可能就决定了这样一些现象的存在。因为黑砖窑的工艺是非常落后的，只要是童工和呆傻的人都可以做，也就是只要有力气都可以。它的生产条件上，应该是有土，有煤，有人干活就可以了。人力成本成了砖窑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些砖厂主只要把人力成本给降下来，就能换取最大的利润，这样就会拼命地降低人工。而这个活是脏累的，当地人不愿意干，也挣不到太多钱，于是滋生了砖厂主雇一些呆傻的人或者是去车站找这些人，不给或者给很少的报酬，让他们做这样一项工作。如此形成了类似于奴工的现象。凡事都是有源头，这个链条上，缺少任何一环都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记者赞同他的观点，并提出了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有许多网民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质问黑砖窑事件怎么不见有人出来辞职？我们知道这件事可能震动到中央、三江省也出来道歉了，但是怎么不见有人辞职，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一些事件的问责是应该的，更重要的还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推出劳动合同法，如果从制度上对这个事情予以监管，可能会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建立一些长效机制，可能比有些官员问责会更加重要一些。至于该对谁问责或者由哪一级的官员承担责任，不是我们调查组说了算的，我们需要的是把情况弄清楚，把问题找出来，把解决的办法建议提出来让上层决策。”
记者点头，“确实如此。”
曾家辉补充道：“事前监督远胜于事后问责，悲剧发生了再做一些补救的措施总是很晚的。对于你们记者来讲，有新闻素材了，有事可做，有事可报了。至于该不该问责，由谁问责，大家不必围绕这个问题做无用功，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先把事实尽可能还原给大家，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随便提供一个好消息，已经强烈抨击了三江黑砖窑事件，并提出尽快通过劳动合同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政策实施，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按照一个法律的程序，按照一个正常制度来约束或者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整治，杜绝此类非法用工的现象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希望不再出现下一个类似奴工的现象，而且这不仅仅是在砖厂，比如说在一些煤窑或者是其它的一些行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从新闻记者来讲，还是从国家官员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而在曾家辉的眼中，不管是黑包工头也好，是村干部也好，是砖窑窑主也好，还是被非法使用的这些童工、残障人士以及其他工人，为什么基本的人性在整个事件中看到的很少，他觉得很心寒，这些只能用规则、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来加以解决。
当地警方倒是说过，有些人联系不到家属，但也被遣送，只能根据他们说的家的方位遣送，没有专人护送到家，就地遣散。这就涉及到一个字面上的理解，“遣送”这两个字的概念是什么。他确实不知道有没有规定，怎么样算遣送，较真的话就变成一个文字概念，可能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在被解救或者是被遣送的人中，有一个群体更值得关注，也就是残障人士去哪儿了？他们怎么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