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办公室，给赵学峰打了个电话，将李丹的威胁告诉他。

赵学峰淡淡说道：“没关系，到时候申请非公开审理。她如果没钱就算了，但双胞胎儿子的抚养权，务必要帮我拿到！”

“好。”萧让挂上电话。

另一边，君天所，会议室。

宁稚和于丽一起梳理案情。

“孩子是17年6月的下午，从学校去托班的路上被带走的。”

宁稚问：“当时报警了吗？”

于丽说：“托班老师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我立刻就报警了。男方自己也报了警，说自己是孩子的父亲，要带走孩子，跟警察备个案。”

宁稚从没见过这种操作，蹙眉道：“男方抢走孩子，还自己报了警？”

“是的。他把孩子带到酒店，并主动告知了警方。民警就去酒店进行调查，见到了孩子，给孩子录了视频，可他们却没办法带走孩子。”

宁稚听明白了，感慨道：“当时只能作为警情处理，民警没有执法权，这得由法院执行局进行强制执行。”

于丽激动道：“可我拿着离婚判决书去找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们却说，他们无法对一个具体的人进行强制执行！孩子被人强行带走，男方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得找警察。他们驳回了我的强制执行申请！我又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还是驳回。提出复议，同样被驳回。”

她看上去很痛苦，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可又没办法阻止滑落的眼泪。

她不断用手挫脸庞，深呼吸平复情绪：“作为一名职业律师，我穷尽了书本、从业经验、同行教我的一切法律手段，我都没办法把我的孩子带回身边。我不明白，为何法律已经如此健全了，可我还是带不回我的孩子。”

宁稚也很感慨。

“孩子被带走后那半年，我一共起诉了四回，回回都被驳回。18年，我继续起诉，还是被驳回。我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着石头，很绝望。”

宁稚也红了眼眶：“后来呢？”

“我只能不断起诉。三年后，法院支持了我的请求——一周探望一次孩子。可男方根本不配合，我只能找执行局强制执行，可也仅仅是在视频上见过孩子一面，孩子跟我说了三句话——不要老想见我了，我不能见你，我也不想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