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年间，盐，茶，丝绸，酒，皮革等商税一直都很低，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本想给大明国库增加税收，对江南的东林党财阀进行过加税。

可惜动了士绅阶级的利益，天启被人害死。

崇祯上位之后迫于压力，被迫放弃增加商税，赐死魏忠贤。

结果导致，朝廷税收不足，只能对普通百姓加税。

到了崇祯后期，为了打仗，甚至加征三饷。

分别是：“辽饷”，“剿饷”，“练饷”，结果造成百姓苦不堪言。

活不下去的百姓纷纷加入农民军起义。

考虑到这些，周鉴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改革商税，减少百姓负担。

大明永绍元年六月，大明摄政王周鉴颁布商税法案。

所有商户分为大、中、小，三种级别进行征税。

凡是每年银收五千两以上，或者每月银收在五百两以上的为大商户，征收65%的商业税。

凡是每年营收在一千到五千两之间，或者每月银行收在一百到五百两之间的为中商户，征收50%的商业税。

凡是每年银收在一千两以下，或者每月银收在一百两以下的为小商户，征收40%的商业税。

税法一经颁布，大明永绍元年七月，全国统一执行。

周鉴认为，商人太有钱了不好，容易造成社会风气腐化，民族凝聚力下降，人心涣散。

而且严厉禁止大明境内，所有军队经商。

尤其是自己手中的王牌军队，十万镇国军。绝对禁止经商，以防资本腐化军队，失去战斗力。

凡是偷税，漏税，抗税者，一律抄家，不跟你资本家啰嗦！

对于周鉴来说，以增加朝廷的税收，减少百姓负担，将财政压力转嫁给富商。

生产武器，壮大军队力量都是银子，这些如果不从商人那里获取，势必要从普通百姓那里索取。

百姓本就是弱势群体，一味地加重百姓负担，只会使得大明境内像李自成这样的农民军层出不穷。

周鉴考虑到普通百姓的负担太重，朝廷财税重点从资本家那里获取。

再说了，资本家富的流油，羊毛不从他们身上薅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国家靠普通百姓保护，普通百姓出人出力抵御外敌，这些资本家却享受国家的保护。天下哪有这种好事？

周鉴一方面增加资本家的商税，一方面降低对普通百姓的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