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参在齐国为相时，就曾大力推行黄老之学，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史记》记载：“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这段经历让曹参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也为他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为而治”奠定了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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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与下属探讨黄老之学的要义，将其理念深入贯彻到日常政务的处理中。曹参认为，政府应如春风化雨般，悄然滋润万物，而不是以狂风暴雨之势去强制改变。在面对各种政务问题时，他总是先思考是否符合自然之道，是否会过度干扰百姓的生活与生产。

（二）政策延续

曹参在行政上坚决遵循萧何制定的法规与政策，不作大规模的变动与折腾。他深知，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人事安排上，曹参展现出了独特的智慧与胸怀。他保留了原班能胜任的官吏，不轻易撤换。对于那些奉公守法、勤勉政事的官员，曹参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与支持，让他们能够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正如《史记》所说：“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 曹参的这种做法，避免了因人事变动而带来的政治动荡与行政混乱，确保了国家机器的平稳运转。

曹参不仅在人事上保持稳定，在政务处理流程上也尽量维持原样。对于各项政务的审批与决策，他遵循萧何时期制定的规范与程序，不随意增设繁琐环节。在财政管理方面，继续沿用萧何制定的税收政策与财政预算制度，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合理支出。

四、无为而治的内涵与实施

（一）政府角色定位

在“萧规曹随”的这一时期，政府明确了自身的角色定位，即不过度干预经济与社会事务，而是充当一个守护者与服务者的角色。政府减少了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让市场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例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政府不再强制规定农民种植何种作物、采用何种生产方式，而是让农民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市场需求，自主选择种植作物与生产经营方式。这种自由的市场环境激发了农民的创造力与积极性，使得农业生产更加多样化与高效化。

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政府也秉持着简约治理的原则。只要百姓不违反基本的法律规范与社会公德，政府便不会过多干涉百姓的日常生活。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提供必要公共服务上，如修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保障社会治安等。这样的治理模式，让百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宽松，也使得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积极作为，大力修建道路，将各地连接起来，促进了人员与物资的交流。在社会治安上，加强了治安队伍的建设，巡逻于城乡之间，使得百姓能够安心生活与生产。对于民间的文化活动与宗教信仰，政府也采取包容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

（二）对工商业态度

在对待工商业方面，汉初继续延续了宽松的政策。政府减少了对工商业的税收征收，使得商人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生产与经营。例如，对于一些新兴的手工业作坊，政府给予了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创新与发展。同时，政府放宽了对商业活动的管制，废除了一些繁琐的商业法规与限制，促进了商品的自由流通与贸易往来。

一些地区的商业城市因此迅速崛起，成为了当时的经济中心。如长安、洛阳等地，集市贸易繁荣昌盛，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进行着广泛的商品交易。据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商业的繁荣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使得汉朝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政府鼓励商业创新，对于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与商业技术，给予支持与推广。例如，在货币流通方面，逐渐规范货币制度，促进了商业交易的便利化。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与周边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使得汉朝的丝绸、茶叶等商品远销海外，同时引进了一些外来的特产与技术，丰富了国内的市场与生产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