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久之，周围许多氏族不是归顺华夏族，就是被华夏族同化。

在华夏族日益发展扩大的同时，其人口也不断增多，这就是汉族人口之众多的重要渊源。

涿鹿战争之后，方圆数百数千里慑于黄帝威严，各宗族安分守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样就使得中原及其四方趋于安定。

因而各宗族活动的地域便相对固定下来。

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使得氏族成员由游猎为生逐步转向稼穑为生，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涿鹿战争对华夏战争影响最深的还是在军事方面。

由于涿鹿战争是部族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结局又是以黄帝之弱势胜了蚩尤之优势，之后黄帝又趁势收复了中原，使华夏族各部落实现了团结统一。

此后，又进一步征服了其它氏族部落，使黎族、夷族等与华夏族结为同盟，这都与黄帝的军事才能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有极大关系。

后来的首领虽然无法从理论上学到黄帝的用兵韬略，但从所闻所传中间接地领略到黄帝的兵法，并代代相传，这就为华夏的军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这次战争对之后的兵器制造以及技术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此，许多史书上称，涿鹿之战是中华民族在发展时期兴亡绝续之大事。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

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

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第二场：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武王伐纣的决胜战， 是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进行的决战。

由于帝辛出征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最后兵败自焚，商朝灭亡。

商朝自商汤灭夏建立，经历六百多年后，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帝辛时，已是危机四伏。

政治上，帝辛耗巨资建鹿台、矩桥，造酒池肉林，使国库空虚。

宠信爱妃妲己以及飞廉、恶来等一帮佞臣，妄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叛。

军事上，帝辛致力于用兵于东南夷族，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俘虏了“亿兆夷人”，帝辛也被誉为“百克”，但商军主力远征东夷，造成商都朝歌空虚，无兵可守。

周本来是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居住于今陕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依靠优越的自然环境逐渐发展起来。

到姬昌时，对内重用吕尚、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一帮贤臣，国力日强。

对外宣扬德教，积极调停各方国间的争端，使诸侯纷纷依附。

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

为推动灭商大业，姬昌及其幕僚针对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的说法。

宣扬“天命无常，惟德是辅”，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

公元前1056年，姬昌对内称王，即周文王。

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以麻痹帝辛的耳目。

文王据说被关在羑里的时候作了 《周易》 ，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

周文王受命二年，周讨伐犬戎，受命三年，伐密须，次年东向攻黎，受命五年伐邘，受命六年伐崇 ，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后顾之忧。

这几场战争胜利后，周切断了商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

同年，姬昌迁都于丰，使国都不易受戎狄的侵扰并更有利于向东进兵。

至此，姬昌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