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忧心忡忡的是，毛文龙早已呈上奏章，表示由于失去了朝鲜这个稳固的大后方支持，他所镇守的东江镇已无法坚守住位于陆地之上的镇江和义州等地。如今身处皮岛上的东江镇可谓是孤立无援、独木难支。因此，毛文龙恳请朝廷准许他将东江镇撤退至辽南镇的右翼，以寻求新的战略支撑点。

在广袤的陕西大地之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仍在汹涌澎湃地持续着。与此同时，各地如点点星火般燃起、并迅速蔓延成燎原之势的流寇之乱，亦未曾停歇。令人忧心忡忡的是，除却关中这一相对安稳之地外，整个陕西省内的流寇非但没有因为朝廷的围剿而减少，反而是愈演愈烈，呈现出一种越剿越多的态势。

追根溯源，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无外乎天灾与人祸的接踵而至。尽管崇祯皇帝已然下令由皇家公司代为管理陕西藩王的产业，但当地那庞大且根深蒂固的士绅阶层却并未因此而遭到彻底的摧毁与瓦解。如此一来，源源不断产生的流民便如同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

所幸的是，每年数以几万乃至十余万计的移民规模，好歹能够稍稍缓解一下流民的惊人数量。这般举措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能避免更多身强力壮的青壮年流民因走投无路而选择铤而走险，投身于流寇之列。毕竟对于许多流民而言，只要官府能给予他们哪怕只是一丝微弱的生存希望，他们都会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一线生机，坚守到底。即便最终可能落得个活活饿死的悲惨结局，他们也绝不会轻易走上聚众为盗这条不归之路。

大明朝廷的威信，虽然在历经诸多波折后有所动摇，但在广袤的陕西大地之上，尚未彻底崩溃瓦解。然而，与此同时，遥远的云贵地区却正深陷一场漫长而复杂的平定奢安之乱之中。这场战乱犹如一条散发着恶臭、冗长无比的裹脚布，紧紧缠绕着当地民众的心。

朱燮元，这位备受赞誉的能臣干将，尽管竭尽所能地指挥作战，试图平息叛乱，但那些狡黠的土司们一旦遁入茫茫十万大山，便如同鱼入大海，让朝廷的精锐之师也只能望山兴叹，徒呼奈何。

而在东南沿海一带，局势同样错综复杂。闽浙两地的海商已然与大明皇家公司紧密联手，在权倾朝野的魏忠贤的统领之下，展开了对南直隶一带徽商盐商的围剿与分化行动。只可惜，魏忠贤此人手段过于残暴狠辣，令人不寒而栗。不仅如此，他手中更握有皇帝亲自组建的新军作为后盾，更是如虎添翼，无人敢轻易与之抗衡。

时光荏苒，转眼间魏忠贤已在此盘踞大半年之久。这段时间里，江南各地已是哀鸿遍野，百姓苦不堪言。面对繁重的赋税和无休止的捐输，民众纷纷奋起反抗，抗税抗捐之事时有发生，整个地区都充斥着愤怒的呼喊和怨恨的声音。

就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交织、风雨飘摇之际，如果此时京城再有一位位高权重的亲王突然暴毙，那对于本就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廷而言，无疑将是雪上加霜。光是想一想，都会让人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梁上升起，头皮发麻，不知该如何应对这接踵而至的重重危机。

偏偏崇祯皇帝还不愿意深度关心这个，精力主要放在挣钱经商方面。

孙承宗微微眯起眼睛，右手轻轻地捻动着下巴那几缕银白的胡须，目光缓缓落在面前这位年逾古稀、面容清瘦的老太医身上。只见他神情严肃，似乎正在沉思如何准备回答孙承宗提出的问题。

过了片刻，孙承宗终于打破沉默，开门见山地开口问道：“依你之见，福王殿下所患之疾究竟是严重还是轻微呢？”他的语气平静，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显然，对于这个问题，孙承宗需要得到一个明确且能够具体衡量病情轻重程度的答案。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准确地向崇祯皇帝汇报情况，并协助其做出明智的决策。

然而，就在此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尖锐呼喊声从门外传来，瞬间划破了军机处原本安静祥和的氛围。

“皇上驾到——”那是一名身材瘦小的小火者发出的声音，由于过于激动和紧张，使得他的嗓音听起来有些刺耳。也许小火者声音本来就挺尖锐的。

话音未落，一道步履匆忙的身影便如疾风般闯入了军机处。甚至都来不及等待小火者把话说完，来人已然自顾自地伸手推开了那道厚重的棉质门帘。

刹那间，一股凛冽刺骨的寒风吹进屋内，犹如一头凶猛的龙头咆哮而来。原本摇曳不定的烛光受到这股强风的冲击，顿时变得忽明忽暗起来，仿佛随时都会熄灭一般。

王承恩一路小跑着，气喘吁吁地好不容易才追上了崇祯皇帝那匆忙的脚步。只见他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一边赶忙上前帮崇祯皇帝解开了那件厚重的大氅。紧接着，又小心翼翼地弯下腰去，轻轻地脱去了崇祯皇帝脚上穿着的皂靴。

待到崇祯皇帝身着一身墨绿色的团龙常服稳稳当当地坐下之后，他欠身便亲自伸出双手，将跪在地上的孙承宗与侯恂慢慢地搀扶起身来。此时的崇祯皇帝目光温和而亲切，仿佛对待自己最亲近的人一般。

就在这时，一个三十多岁、身姿挺拔的身影紧随着崇祯皇帝走进了屋内。此人正是杨嗣昌，别看他年纪轻轻，但在军机处中的地位却颇为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