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魏之间：任成与梁末秦初政治格局
张仕一
（扶正阁幽州，辽西郡 0）
内容摘要：任成作为与秦高帝与郝应这两个梁末秦初重要政治人物都具有亲密关系的特殊人士，在梁秦之际的政治舞台上，通过自发利用或被动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在秦高帝独立和秦魏对峙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缓冲作用。在秦灭魏后，任成在自身特殊身份丧失的情况下，根据形势作出反应，保证了自身和家族的安全，为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关东魏国奠定了基础。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任成运用自身作为秦魏之间的“中间人士”身份发挥了巨大政治作用，并对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乃至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东秦；梁秦之际；任成；秦高帝；郝应
任成，南阳随县（今湖北随州）人，起初贩卖私盐，后时逢梁末农民大起义，任成凭借自己的私人部曲，加入起义领袖郝应的起义队伍，并跟随郝应进行反梁斗争。期间，任成因为收留和赏识秦高帝等人，与秦高帝等人建立了比较亲密的情谊，并在跟随秦高帝入蜀，镇守上庸，此后又在秦高帝经略山东之时率军北上，协助秦高帝攻取兖州并镇守当地，对秦高帝的统一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最终被封魏侯，后又追尊为魏公、魏王，谥号武庄，亲手开创了两秦数百年裂土兖州的“魏国”①，是东秦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对梁秦之际的政局乃至整个两秦数百年的关东政局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而任成作为梁秦之际的重要政治人物，其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更多并非依靠征战来实现，而是通过其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或称秦魏之间的“中间人士”）这一特殊身份的被动利用和自发利用，来影响梁秦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和缓冲作用。本文即试图从现存史料中有关任成及其相关历史人物的记载出发，探讨任成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一、秦魏之前：秦高帝独立之前与独立过程中的任成
任成登上梁末政治舞台，主要是依靠自己通过贩卖私盐的资本召集到的私人部曲，任成凭借这支武装力量，成功成为了郝应起义军中的重要角色。但这只能使任成能够出现在历史记载的只言片语中，真正使得任成在梁秦之际政治格局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还应属任成对狼狈来投的秦高帝与圣王等人的接纳：
?时天下苦梁，干戈四起，桂阳人郝应起于郡内，自号承天大将军，归义者越万，拔桂阳，薄零陵。圣王以为宜赴，帝然之，遂共往。既至，帐下督任成奇之，延帝等与谈，以为非常，俱引为从事。②
这一举动使得秦高帝等人成功加入了起义军，并以非下层人士的身份融入。任成接纳秦高帝与圣王，并在后来与其并肩作战（《前秦书·任魏国公世家》：“嘉鱼之战，与帝共破梁军，分兵循江取夏口、武昌诸城，佐帝定江夏......江陵之战克胜，成颇预之”③），使自身与其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关系，对此后任成重要政治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基础。
但这时任成的作用仍然只是单纯的以军事战争的形式发挥，并没有对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任成真正发挥对政治格局变动的重要作用，是在秦高帝独立入蜀的过程中。
梁废帝崇宁八年“江陵之战”后，素有野心的秦高帝在实力与威望已经充足的情况下，决定西进巴蜀，以谋独立。但此时的秦高帝尚隶属于郝应的起义军，必然不能公开与之对抗，因此秦高帝通过列举各种理由，说服郝应同意其率兵马西进。然而，秦高帝在郝应同意之后，又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希望任成率军协助秦高帝：
?帝既有威名，常欲自成大业，每以蜀中天险，可为王者之资，心欲有之。七月，帝言于应曰：“今梁军数败，天下四起，一时不能扰荆襄，余请麾师泝入川蜀。梁为镇关东之乱、鲜卑之侵，尽发川蜀之军，其一郡之卒不能满千，义师西乡，自可摧枯拉朽，巴庸之地可传檄而定，时将军帅师发于江陵，臣偏军动于上庸，则暴梁可灭，中原可图矣。”应然之，帝又请曰：“巴庸虽易图，而亦非唾手之物，臣乞予臣兵一万，请任成随行，则可横扫如卷席矣。”应许之，予兵一万，加本营军一万，合二万人，越巫山，乡白帝（注曰：此后帝遂独创基业矣）。④
首先，秦高帝向郝应请求任成率军一同入蜀，最直观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能够增强西进力量，以期“横扫如卷席”，似乎并无奇特之处。但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不难发现，秦高帝这一请求，实际上是在利用任成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来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秦高帝这次行动，所率“本营军一万”，独立西向发展，很难不会引起郝应的提防，因此秦高帝选择以退为进，让任成与自己一同前往，一方面，任成是郝应的元老部下，使任成与自己一起，可以打消郝应的疑虑；另一方面，任成又与秦高帝关系亲密，不至于出现纷争掣肘的局面。因此，在秦高帝独立的关键事件——入蜀上，任成通过自己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动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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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秦高帝成功夺取“巴地”，并放弃取道上庸以进攻中原，而选择继续西进夺取蜀地时，却将任成留在了上庸：
?八年秋，帝入巴蜀，求成偕行，成遂与共西乡，先锋破房陵，取上庸，帝乃留成于上庸，使北备梁。⑤
秦高帝的这一举动，与此前向郝应请求与任成一同西进一样，都是在利用任成的特殊身份，发挥其政治作用：首先，秦高帝既然已经决定夺得蜀地以自立，自然不希望身边有任成这样与自身威望相当，具有一定独立力量，且与其他势力关系密切的人留在自己身边，因为这无疑会导致内部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秦高帝必须使任成远离，西秦都云令在注解《前秦书》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秦高帝）遂委兵一万于任成，使声助于郝应（注曰：时任成虽与帝有旧，非帝内臣也）。⑥
其次，秦高帝虽然已经事实上宣告独立，但在表面上仍然隶属于郝应，秦高帝在自身根基未稳之时，自然也不希望与郝应过早地出现争斗，因此，秦高帝选择将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的任成，留在处于秦高帝和郝应势力之间的上庸地区，无疑发挥了一种缓冲作用；最后，上庸作为巴蜀的西北门户，自然需要看守，与其分割自己的力量，不如就势使任成留守，“北备梁”。总之，秦高帝在分析当时的局势后，第二次利用任成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实现了自身的需求，而任成也再次通过自己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动地在秦高帝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秦魏之间：秦高帝独立后的任成
梁废帝崇宁十年，郝应和秦高帝相继称王，随着郝应的一句“何言为我取川蜀？受之诈也”⑦，二人终于正式地成为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势力。而任成作为与双方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中间人士”，其在两者之间的向背，无疑会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证明，任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两者抛出的橄榄枝中作出了抉择：
?十年正月，郝应称魏王，拜成兖州牧，爵韩国公。二月，帝称秦王，拜成为右将军、兖州牧、韩国公。成得拜，不知何从，遂问以司马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云，与二王皆称臣，且和之，但受兖州牧，不称韩公，以上庸、房陵、武当、筑阳、山都五县为兖州境，惟守土养民而已。⑧
?时任成亦得郝应官爵，不知何从，问于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⑨
任成最终采用了幕僚左玄的建议，主动地利用了自身的“中间人士”这一特殊身份，选择“静待以时变”，“惟守土养民而已”。此时的秦魏双方，无疑都将战略重点放在北方的梁朝身上，也不希望与对方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较量，因此，任成这一政策最终得到了成功践行，任成主动利用自己作为秦魏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士”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发挥了缓冲调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