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邵。”他简略的解释道。

韦若薇的眸光闪烁，似乎在试探着什么，低声道：“邵警官，您是为了我父亲留下的东西找来的吗？”

邵梓虽然并不能完全解读这句话的意思，但还是面不改色的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回答：“其实不完全是。韦女士，我们想听一听你的问题和计划。”

韦若薇似乎在做着一些心理斗争。

“我们在积极的追捕着谋杀令尊的凶手，”邵梓添了一把火，“韦女士，您的消息对我们消除这个不稳定因素很重要。如果完成这个目的，您也不必再做这种不想做的事，也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些你想要追查到的真相。”

他逐渐抛弃了一些敬语，开始以更加亲切的方式进行交流，说话的语气也愈发笃定。

因为他发觉自己已经找到了事情的原委。

韦若薇有些不可思议的看向邵梓的方向。

“这些并不全都是你自己设定的计划，对吗？”

这件事存在着一些难以凭借同一种不变的思维完全解释的异样感。

从一开始，事情似乎就没有那么简单。

不仅仅是对待警察的态度在计划和现实中的区别，还有其他的因素。

设定的地点在酒店，当事人却不敢直接会面，反而是躲在一个并不为他人知晓的地方，是一种迫不及待的远离的恐惧。

提前预备好和环境融为一体的手机壳，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是一种自以为聪明，希望依靠自己监测到真相的大胆。

不同的情绪和倾向，在计划的每一步里泾渭分明。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每个阶段的目标却有着代表不同情绪的内芯。

再加上韦若薇所提及的“父亲留下的东西”。

邵梓第一个联想到的对象，就是韦高驰有关的那个古董瓷器。如果他真的曾经是贩卖集团的一份子，那么，他也许和更多的宝物有所关联。

组织被剿灭了这么多年过去，或许有遗物在其他地方存留。而持有其中之一的韦高驰，是不是也会持有其他类似的藏品？

而在一个特定地点预计他人会到达，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

货品的交接。

韦若薇或许是在把那“父亲的遗物”，交接给一个特定的对象。而且，她因为一些自身的思考，决定自行侦听这一过程。

因为韦若薇本人并不对警察的到来产生厌恶或者害怕的情绪。这或许能够说明，她并不是犯罪交易组织的一部分，她的参与是一场自己也不愿的意外。而为了从这份意外中脱逃出来，她对计划做出了一些改变。

正因如此，监听的原因有了多个可能存在的理由：或许是好奇事情的原委，或许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害怕自己无法洗清，而要尝试留下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用以自证清白。

总而言之，韦若薇比任何目前已知的相关人士，都可能对警方产生信任的情绪，和配合的倾向。而邵梓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提高自己的可信度，让韦若薇能够抛弃一些恐惧或许是从计划的一开始就存在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