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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的声音在整个会议室里回荡着，李书记神情严肃，目光犀利地在全场扫视着，那些乡镇干部一碰到他的目光，都不自觉地闪躲起来。

郝建国也坐直了身子，他的目光略显复杂，脸色同样很严肃，目光冷冷地打量着台下的干部们。

简阳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第二个把两个问题混淆的地方，就是县里削减的开支和费用，并不是维持你们工作所必需的那部分，而是经过科学管理，加强对资金使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的管理与监督，并且做出具体指导，从而减少浪费、节约办公成本呀。

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说现在你们乡镇每个月的电话是怎么使用的呀？有进行过管理吗？我想应该都没有吧。那用公家的电话办私事，应不应该呢？肯定不应该呀，咱们打小儿上学就知道公私要分明这个道理了，颗粒归仓，公私分明，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呢？大家自己说说看。”

台下没人吭声。

简阳便接着说：“可能有些人又会说，这怎么管理呀？不好管啊！或者说，打个电话能花多少钱呀，有啥大不了的。

那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你们一个乡政府，一个月的电话费是多少吗？我在北京那家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工作的时候，一个月的电话费都还没有你们一个乡的乡政府的电话费多呢！至于好不好管，大家不妨想想，如果是放在五六十年代，你们觉得好不好管呀？

所以呀，不是不好管，而是咱们有没有去管，有没有认认真真地去管，有没有以一个党员、一个国家公务员应有的责任心和自觉性去管呀！

话说回来，县委初步打算根据每个干部的职务和岗位特点，核定每个月的电话费补贴标准，要是超出补贴范围了，那就得自己掏钱买单。对于一些公用的或者特殊的电话，要指定责任人，每个月的话费清单必须打出来，得由主管领导签字，才能报销，审计机关负责对这个进行监督，要是有没按规定使用电话而产生的费用，领导签了字的，领导负责，领导没签字的，相关责任人负责。我相信，在公平公开的制度面前，咱们肯定能把电话费管好，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这既是对全县百姓负责，也是对国家负责呀。那你们觉得我削减开支会影响工作吗？

用这样的办法，我同样可以削减招待费、办公用品费、电费、水费这些，这会影响工作吗？

我再举个例子，咱们县有个乡镇，在饭店光吃饭就挂账好几万呢！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呀？花的又是谁的钱呢？和他们形成对比的是东崖镇党委、镇政府，人家没等县委下发什么文件，也没等县委提什么要求，就已经把一楼会议室的空调，甚至灯管都拆了，就留了几个节能灯。问他们为啥这么做呀，他们说为了省钱，没空调了，大家开会就干脆利落，也不用管饭了；没那么多灯管，电费也就少了，正好能把钱省下来。所以人家全镇能建立起养殖基地，能着手对全镇的土地进行改造，还能大规模地组织农村多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还能为外出务工人员进行短期培训呢。难道他们就不是乡镇了？难道他们以前在外企当过老总，很有钱吗？他们就没有你们说的这些困难吗？

同志们呀，人民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他们心里跟明镜儿似的，清楚得很呢！”

简阳说完，端起茶杯喝了口水，然后问道：“不知道我这样回答，大家满不满意呀？”

李书记突然幽幽地来了一句：“在场的，有几个没在镇里盖房子的呀？都穷成这样了，还盖房子，欠了多少钱呀？”

听到李书记这话，好几个人不自觉地缩了缩脑袋，李书记可不像简阳，他对很多人的情况那是了如指掌啊。

孙震国悄悄在台下踢了踢旁边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脚跟，那个党委书记挠了挠头，说道：“简书记，我们在基层干活儿辛不辛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