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厮……真的是口无遮拦哪，什么话都敢往外说。沈致信莫名有种掉入狼窝的感觉，偏偏冯过几个又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这让他既担忧又失落。

旁人倒还真没注意到沈致信的异样，实在是阿信同学太过孤陋寡闻了，也太拘囿窠臼。

不可妄言军国政事？且还有另一句呢：不以言获罪。

所谓“生员教条”也就是对那些个蹈规循矩的“三好秀才”才有震慑力，不议国事、墨守成规的还是读书人？便是田舍翁也会放下锄头摆摆龙门阵呢。

君未见每逢大事闹的最凶的便是那些个太学生吗？高举旗帜誓除奸佞，振臂一呼为民请命。莫说法不责众，对这些国之希望能怎样？打骂不得，杀鸡未必能儆猴，只能好生开导劝解。

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都说清谈误国，但也有书生意气，也有热血激昂，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了激情与意气，犹若垂垂老朽，要么静待日暮西山，要么引颈受戮。

是以，只要不妖言惑众，不蛊惑人心，发发牢骚吐吐槽又有甚？

不过，话题转到蔡京身上时，气氛忽而微妙起来，对这个名字……有太多话要说，却又千头万绪不知如何说起。

这几人都算是心学门生，同时也是新党中人。倒非是他们主动站队，是“天生”的。因为辛弃疾资哲等人便是新党骨干。

所谓新党，指的便是明宗时的变法派，以王安石为堂魁，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为骨干。

熙宁元年，新即位的德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