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目网罗天下之士，已而诸科皆罢，独以时文相尚，而进士一途，遂成积重不反之势。自其为诸生，于天人性命、礼乐制度、经史百家，茫焉不知为何事。”

文坛一直都有改革的声音，但反对改革的声音始终占了上风。反对派摆出的道理很简单，八股取士历经漫长的过程方成定例，普天之下的学子自幼便开始学习时文，你让他更换门庭，改用其它文体作文，岂非是断人前程。就算八股文有种种弊端，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更何况，拿八股文与骈文相比，岂不正证明了其可取之处？

夫经语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辞惊而创。此骈语之出乎。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长门赋》是汉赋中的经典，也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骈句，用极为靡奢的词句，极尽夸张和想象，字字珠矶，华丽妍奇，文风瑰丽。经过他别具匠心的铺排，他的赋形成了“虎啸而谷风冽，龙兴而致云气”的风格，开创了骈体文的先河。你能说他的文章写的不好？

除赋之外，史传、奏疏、论说等等文学体裁，都显示出了词采飞扬，凝练庄重，对仗工整的骈俪化风格和特点，这也恰恰是文化最为繁荣昌盛之时。

改革派反驳道，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家的文章，形式多样，文现撒脱，以气运文，骈散兼驭，文章结构流畅谐婉，追求辞藻、讲究字句的整齐对仗。在曹植、陈琳等人的文章风格带动下，文人的创作形成了追求形式华美、用典繁多，甚至通篇皆是骈偶的矫枉过正之举。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过分追求语句的对仗和“每句必骈”，其实是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极端。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过着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他们文章的主题并不是反映社会现象，揭露社会黑暗，而是展示内心世界，展示自己的“才思”和文学功底。他们过分追求文章的艺术形式，追求文章的写作技巧，“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实质上文章空洞无物，只是“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

骈文统制文坛的后果是使得文坛千篇一律，文章都整齐划一，虽然用词用句更为华丽，雕琢得十分精美，但只重典故，全借古语引申今情，文章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文学的差异性没有了，文章的气势也没有了。

骂战从骈文一直到“西昆体”，乃至于“花间派”都没有放过。

所谓西昆体，是定国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是以杨亿为首的十七位定初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它是晚昌诗风的沿续，艺术上大多师法李商隐，片面发展了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

但在辛弃疾等人看来，西昆体雕采太甚，用典失度，精丽而流于浮艳，而且思想内容贫乏，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万不可取。

至于“花间派”，则是词风流派，弊病与西昆体类似。

文以载道，若是文人士子皆沉淤于此道，则必是误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