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兵部尚书辛弃疾，枢密使是蔡卞，三衙主官分别是殿帅（殿前都指挥使司）高俅、马帅、（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童贯和步帅（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朱勔。三方长官中，辛弃疾向来主战，蔡卞主和，高俅和童贯不擅武事但好大喜功，朱勔位居高位却是尸位素餐只知谄媚奉迎贪图享乐……这样的武官组合，内部便已乱成一团糟，真有战事发生，统一思想路线都够呛，更勿论高明指战了。

啧啧，定国，燕国，后辽，包括西宁，哪家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就看谁熬的时间久些……

罢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便自己大声嚷嚷“完颜氏有狼子野心”又有谁信？

再说那“倭寇”，也算是“渊源流长”了。倭寇倭寇，倭人寇边，亦是倭国贼寇，RB海盗。总之不是好词，更非好事。

二百余年前，日本施行海禁政策。但日本商人锐意搜求中国货物，违禁前往楚国的浙江、福建一带经商。楚政府则通过庆元、泉州市舶司收税来接待日本商人。这些商人多是流劫日本西部沿海的武装商人。他们尝驾小舟流劫土佐、丰后海洋间，隐泊野岛，窥视商船劫掠之，并勾引本夷为犯中国。日本商人在中国不满所欲，卒蟠劫而去。故终楚之世，使竟不至，寇盗边睡。

又过数十年，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乃称之为“倭寇”。

明宗嘉靖初年，大定王朝借口宁波“争贡事件”，下令严禁造违式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规定“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然而，到嘉靖二十年后，反而是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反而更大，“倭寇”在东南沿海迅速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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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中期以来，朝政日趋腐败，军事由强盛退为衰弱，海防废弛，御僻力量遭到严重破坏。随。军队缺员严重，战斗素质极差，器械俞败，粮草不济，便利了倭寇的侵略活动。由于政治日趋腐败，加以政策上的失误，海防设施失去应有的功能。卫所形同虚设，不堪一击。在海岛设以据险伺敌的水寨，均因将士惮于过海，自海岛移置海岸，原来的水寨被海寇据为巢穴。在漳、泉沿海的卫所，军粮不足，船只坏损，兵士短缺等现象极为严重。

为控制局面，政和六年，朝廷任命朱纨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前往镇压。朱纨采取了“革渡船，严保甲”等一系列措施，以“佛郎机国人行劫”为由调动军队把双屿岛基地彻底捣毁，加强海禁，损害了沿海官僚地主及农民的利益，招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导致统治阶级的剿倭立场发生松动和变化，此后以汪直为首的倭寇海盗集团趁机发展起来。

官府先是与汪直合作，剿灭了陈思盼、卢七、沈九等以劫掠为主的海上武装势力。剿除大盗陈思盼后，在官府的默许下，汪直得到了一段时间的贸易自由，后新任巡视浙江都御使及参将俞大猷的到来，情况突变，导致“倭患”大爆发。崇宁元年，明朝政府首次把汪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次年，汪直由于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劫掠浙东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