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舍《史记》的纪传体，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其中的很多内容，是道听途说，如“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

等等。

另外，《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

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扞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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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

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有些事还需自己去审读判断。

作为小字辈的冯过识趣的很，并不参与争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嘛。费懋中也好，綦崇礼也罢，还有刘攽，争论代表着治学严谨，他倒是从中学到了不少。

不过，他也有刷存在感，时不时的令旁人眼前一亮，称赞状元郎果然文采斐然。

譬如：

聪明流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

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

英雄无用武之地。

明者销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