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又可分为四家，即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小说，一名银字儿，由银字笙或银字觱篥伴奏而得，多说唱一些烟粉、灵怪、传奇等类哀艳动人的故事。说公案及铁骑儿，自然是朴刀杆棒、铁马金戈的故事，与银字儿可说一文一武；说经说参请，指演唱佛经及参禅悟道的故事；讲史书，即讲说历代争战兴亡，多为长篇评话。

说话四家中艺术上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还是讲史和小说。

汴京勾栏中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教详等人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讲小说；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说诨话一人。另外在闾里坊巷之间也有说话艺人活动，苏轼《东坡志林》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虽然《西游记》仍在连载，但不仅坊巷茶肆的说书人瞅准商机开始讲说这神话小说，便是桑家瓦子里也顺应民意为此书扩大影响而“推波助澜”。此书已非神话，更是“神书”。

另外，“东京梦华报”也一炮而红，遭至抢购，不得不一再加印，成了汴京城乃至周边地区追捧的报刊读物。甚至因为此报只在汴京印发其它地区的读者出数倍的价格求购之稀奇事。

大定人好追星，但此次汴京城百姓追的星却是一小说人物——孙悟空！

说到追星，有钱了的北燕，也做起了一件“汉化”大事：追大定的“星”。

定初的时候，燕国“文青”们大多还粉秦楚文豪，理宗年间起，“追星风向”也忽然一变，崭露头角的苏东坡，竟成了燕国的“当红炸子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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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事儿很长时间里，苏东坡自己并不知情，直到他弟弟苏辙出使燕国，发现辽人到处在读自己哥哥的诗：“逢见胡人问大苏”。他不禁感叹：大哥呀，你在辽国好火啊！而大定使者张芸叟出使，连在幽州驿站的墙壁上，发现了苏轼的诗，而燕国书店里到处卖苏东坡的盗版书。当然，苏轼在燕国彻底红起来，应该是明宗以后的事。

但是在理宗年间，定燕双方的多次出使里，写诗对诗实在是家常便饭，可以说，作为大定的官员，出使燕国不留首诗，都不好意思回来见人。而最牛的还得说余靖，这位仁兄在大定文坛寂寂无名，在燕国却大大露了把脸。作为大定使节，他在燕国写诗，还用契丹语写汉诗。轻松突破语言障碍，写到燕国人心里头去了。可见影响力有多强。

确实，财富和兵威只能喧嚣一时，唯独文化，才是永久。

文化传播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大定的军事实力不足，对于北方虎视眈眈的燕、西宁、后辽，不得不小心翼翼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