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如果官吏有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之类触犯王法的勾当，使得百姓财物损失、流离失所或者死亡，造成朝廷税赋减少，广义上来说是侵犯了天子的利益，相当于“虎口夺食”或“捋虎须”，自然是找死。当然，更深刻的背后是“天子”（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怕造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对立局面，最后可能国破身死，改朝换代，被另一个“天子”替代。

因而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对于执法犯法官吏的处罚都是非常严厉，一般轻则被抄家、腰斩、枭首、凌迟，重则甚至株连九族。

由于针对贪腐罪行的惩罚，很少有流刑或徒刑，一经发现就是处死，因而大多数官吏面对政务都谨慎从事，宁可无为，不可乱为，只怕以身试法，身首异处。

是以，官员很少建造和维修官衙，反而多兴建水利工程。这是因为，维修衙门场所，一则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再则是为官员自己享福享受，容易被监察官员弹劾；三则其中款项繁杂，容易被举报贪腐；四则再富丽堂皇，自己也是过客一个，难以长期拥有；因而大多数官吏都不会修建官衙。而修建水利工程，劝课农桑，可以造福桑梓，利于百姓，很容易积累政绩，赢得百姓拥戴和考核提升，因而不少名臣都是以造福一方百姓而留名青史。

不过，也有例外的。

苏轼到杭州赴任通判一职时，等待他的却是一片破败的杭州官府衙门。破败成什么样？“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从字面的意思理解，房子倾斜，几乎随时有倒塌的可能，这是妥妥的危房无疑了。

十八年后，苏轼升官任杭州知州，等待他的官衙，还是十八年前的老样子，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经过十八年的风雨洗礼，整个官衙变得更加破败，房屋坍塌的危险系数更高了。

没过几天就出大事了，杭州官衙里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两名文书。又过了两个月，另一处房子也塌了，这次更惨，当场就砸死了四个人。

苏轼连夜上书，要求朝廷拨款修缮官衙。

尽管苏知州的要求很合理，但让朝廷拨款修官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地方官衙的修缮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而早在太宗朝，朝廷就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并且自那之后，朝廷的财政开支中，就没有添加过修缮官衙的预算，并且特别明示地方：

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苏轼申请的修缮款是四万贯，看着多，但杭州官衙说好听的是修缮，实际比重建也强不到哪儿去，四万贯也算是实事求是了。但朝廷连十贯钱都懒得出，哪个上官肯为四万贯担责任？谁给你批啊。

好在苏东坡不是个死心眼儿，为了筹措资金，他给朝廷上书了一个办法：发度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