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几年里，尽管有过几次大赦，但“官典犯赃”始终被列入不可赦免的重罪之中。例如，在会昌二年四月的大赦令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而在会昌五年（845年）正月的大赦中，武宗自豪地宣称，通过清除恶人、提拔贤才，以及坚决惩治贪污行为，廉政建设已经取得了显着成效。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武宗时期对官吏贪污的打击从未松懈，而且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公正透明的政治环境。一系列做法不仅有效遏制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持续的反腐行动，武宗成功地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度，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

五、吏治建设

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还推行了一系列净化官场、改善吏治的重要改革，这些措施不仅展现了君臣二人的远见卓识，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廉政建设中一些值得称道举措：

1.整肃政风

针对当时官员借大办丧事收受礼金或贿赂的现象，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朝廷采纳御史台建议，出台了关于京城文武百官和平民丧葬事宜的新规。此举意在遏制因丧葬活动引发的腐败行为，维护中央朝廷的清廉形象，并为社会树立了节俭的风尚。

2.确保薪俸按时发放

鉴于唐代官俸较低且发放不及时的问题，开成五年（840年）三月，唐武宗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书调整官员俸禄。次年，即会昌元年（841年），朝廷进一步采纳中书门下的提议，确保官员薪水按时足额发放。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官僚队伍，也减少了官员因经济压力而产生的贪腐动机，对加强官僚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3.解决京债问题

认识到赴京赶考士人及新任官员常背负沉重债务，这成为他们上任后可能贪污受贿的一个诱因，武宗君臣采取了增加薪俸和提供国家借款的方式帮助官员偿还债务。例如，“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这种做法虽然不能根治贪污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的实际困难，减少了其贪污的可能性。

4.禁止无节制游宴

为了整肃政风，提升工作效率，会昌时期严格禁止官员参与无节制的游宴活动，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等奢侈娱乐活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下诏规定：“州县官员不得沉溺于饮酒作乐，在处理公务时应保持专业态度；从今以后，县令每月休息日不得随意邀请宾客进行游宴；刺史除休息日外若有需要举办宴会，必须简化流程并提前申报费用。”各道观察使作为地方表率，被要求自我约束，树立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

总之，会昌时期的吏治改革体现了唐武宗和李德裕对于治理国家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智慧。他们的举措不仅改善了当时的吏治状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这些改革不仅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于吏治清明的追求，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会昌年间有效地遏制了官场上的不良风气，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尽管这些努力未能完全阻止唐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唐朝中后期仍相对景气，其间取得的军事胜利如对回鹘战争和平定泽潞镇乱等成就，亦与此期间吏治的改善密切相关。

军事成果

1.卢龙军乱的平定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镇爆发了军事叛乱。牙将陈行泰谋害了节度使史元忠，并自立为留后，随后以军中大将的身份派遣监军向朝廷上表，请求授予象征正式权力的旌节斧钺。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宰相李德裕展现出了他对河朔地区事务的深刻理解。

李德裕向唐武宗皇帝进言道：“对于河朔地区的局势，臣非常熟悉。近年来，朝廷派遣使者赐诏的速度过快，这反而使得军队内部的情绪更加稳固。如果能够暂时搁置此事数月不予回应，那么军心必会发生变化。因此，我建议扣留监军随员，暂不派遣使者前往观察情况。”

李德裕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不出所料，卢龙军内部果然发生了新的变故——士兵们转而除掉了陈行泰，并推举张绛为首领，再次请求朝廷授予其节钺。然而，朝廷依然采取拖延策略，未立即做出回应。

在此期间，雄武军使张仲武主动请缨，请求朝廷授权他发兵讨伐张绛。唐武宗采纳了这个提议，任命张仲武为卢龙留后，负责处理当地的局势。最终，在李德裕正确战略指导下，通过巧妙利用时间差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卢龙军乱得以迅速平息。这次事件不仅展现了宰相李德裕在应对复杂军事政治问题上的卓越才能，也证明了他对地方军事动态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运用智慧和耐心解决危机的能力，从而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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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昭义镇之乱的平定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后，其侄刘稹企图效仿河朔三镇惯例，要求继承节度使之职。此时正值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朝廷内部对于是否讨伐泽、潞两地存在分歧。大多数宰相和谏官担心国家实力难以支撑新的军事行动，主张妥协接受刘稹的要求。然而，宰相李德裕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并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