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开元初年，国家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拨乱反正，将国家引回正轨。李隆基选择了多谋善断的姚崇担任宰相。两人在渭川会面时，姚崇提出了“十事要说”，这是一系列关于治理国家的重要建议，包括不贪求边疆战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的大臣、防止皇族和宦官专权等。李隆基对他的这些提议表示了赞同，姚崇这才同意出任宰相一职。

整治外戚灭蝗灾

姚崇上任后，立即着手帮助李隆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贬逐了部分功臣，杜绝了非正式渠道任命官员（斜封官）的现象，并整治了外戚势力。此外，面对黄河两岸地区爆发的严重蝗灾，姚崇在李隆基的支持下，积极指挥灭蝗工作。玄宗皇帝下令各郡县全力投入消灭蝗虫的工作，并对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得益于玄宗皇帝的坚定支持和宰相姚崇的有效组织，蝗灾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避免了进一步蔓延。

打击贪腐依法治国

随着国家逐渐步入正轨，唐玄宗开始推行以法治国的策略。姚崇虽然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局势稳定，他的一些行为，如打击政敌、招权纳贿和形成小团体，逐渐不合时宜。因此，姚崇被撤换。接下来，玄宗选择了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担任宰相。宋璟为政期间，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不计私恩，严格要求自己，并继续执行姚崇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他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坚持公正无私，甚至对亲属也更加严格。然而，由于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一些过于保守的做法，宋璟最终也被免职。

宋璟罢相后，张嘉贞短暂接任宰相之职。然而不久之后，文武双全、才德兼备的张说取代了张嘉贞的位置，成为唐玄宗的重要辅臣。张说上任后，在多个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军事改革:在军事方面，张说裁减了20万边防军，精简军队规模，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效率。同时，他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解决了长期以来府兵制下的种种弊端，如士兵服役负担过重、军队战斗力下降等问题。这一改革即增强了国防力量，也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治改革:在政治上，张说对宰相机构进行了重要改革，将“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增强了中书省的权力。这一改革使得中央政府的运作更加高效有序，减少了行政冗余，提高了决策效率。

文化教育发展:张说领导了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大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丽正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众多学者前来讲学和研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张说的辅佐下，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不仅军事和政治制度得到了优化，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唐朝迎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黄金时代。

泰山封禅彰显权威

在725年11月20日，即唐朝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这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在大臣张说的组织下，带领朝廷官员、皇室成员和各地领袖前往泰山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封禅仪式。这次活动不仅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庆祝，也象征着皇帝权威达到了新的高度。

打破门第提拔能臣

唐玄宗特别重视选拔真正有能力和品德的人才担任公职。他打破了以往重门第、轻能力的选官传统，实行唯才是举的新政策。有一次，玄宗听说了一位名叫张九龄的年轻人。他出身普通家庭，但才华横溢，品德高尚。尽管没有显赫的背景，他的名声却因学识和正直而远播。于是，玄宗决定亲自见见这个年轻人。面试中，张九龄的表现非常出色，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改善民生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宝贵建议。玄宗大为赞赏，当即任命张九龄为重要官员。

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朝廷，也给无数有志之士带来了希望——不论出身，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能得到重用。然而，在张说之后担任宰相的人因为内部不和陆续被免职。直到张九龄的上任，这位来自广东地区的人才以其卓越的能力获得了玄宗的信任。

作为宰相，张九龄继承并发扬了唐玄宗李隆基重视人才的传统政策。他坚信选拔官员应注重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非家庭背景或出身。在吏部负责官员选拔时，张九龄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力求为国家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尤为难得的是，张九龄不仅在用人上坚持原则，在面对皇帝的决策失误时，他也敢于诚恳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即使对于给予自己机会的唐玄宗，张九龄也毫不畏惧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展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