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政严明维护公正

尽管存在用人上的失误，李豫在处理具体政务时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面对京兆尹黎干和户部侍郎韩滉关于水灾损害面积的不同报告，李豫并未轻信任何一方，而是派出御史进行复查。最终确认渭南县受灾面积为三千顷后，他严厉批评了隐瞒实情的官员，并将其贬职。此举体现了他对地方治理的关注及对公正行政的坚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对皇亲国戚的严格要求

唐代宗对皇亲国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容许他们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年）七月，皇姨弟薛华因私人恩怨杀害了三人并试图掩盖其罪行。事发后，被代宗拘捕入狱并赐死。此外，升平公主请求保留自家水磨以利农田灌溉时，李豫坚决拒绝，并强调诏令是为了百姓利益。公主随即拆除自家水磨，成为成为一时佳话。这些举措显示了唐代宗作为君主的公平与正义。

改革选制，促进吏治清明

唐代宗在位期间还积极推动选制改革，力求吏治清明。宝应二年（763年），他命令尚书左丞杨绾负责东京选拔，礼部侍郎贾至负责东都举荐，开创了两都分举选的先河。这一改革也是为了提高选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从而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为唐朝的政治生态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这些措施，代宗不仅展现了其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王朝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人失误，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代宗在用人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洞察力，但他的任命决策并非全无瑕疵。早期，代宗任用元载为宰相，然而元载专权自恣，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到了晚年，改任常衮为相，虽然常衮上任后确实遏制了贿赂现象，但在识人用人上却显得鉴别能力不足，未能明辨贤愚，导致人才得不到合理的任用，朝政效率大打折扣。

当时京师还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隐，愚者前”。生动地揭示了这些用人失误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表明，代宗李豫在某些方面的用人策略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留下了遗憾。

崇信佛教，造成财务负担

在身边朝臣元载、王缙、杜鸿渐等人的影响下，李豫渐渐开始崇信佛教，为此供养了大批僧人，兴修佛寺。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给财政造成了负担。

每逢边疆危机时，他常依赖宗教仪式寻求庇护，如永泰元年（765年）九月，吐蕃军队逼近奉天，京师戒严之际，李豫命令人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分别送至资圣寺和西明寺，并且在两寺设立百尺高座，由僧侣高声诵读，以期禳灾祈福。随着吐蕃军进一步逼近京师，这一活动才被迫停止。同年十月，当吐蕃军进至邠州时，代宗再次命令僧人在资圣寺讲诵《仁王经》。

大历二年（767年）六月，宦官鱼朝恩请求将自己所获赐的宅第改建为章敬寺，以此为已故章敬太后吴氏祈求冥福。该寺建造得极其宏伟壮丽，甚至不惜拆毁曲江及华清馆以获取材料。尽管进士高郢上书劝谏这一劳民伤财的行为，但李豫并未采纳其建议，继续推进工程。李豫不仅个人虔诚信仰佛教，还在宫中供养了一百多名僧人，其中包括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不空法师，后者因其深厚的佛学造诣而被封为国公，出入宫廷如同权贵，享有极高的地位。“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这话也反映出了当时佛教势力在经济上的膨胀。

此外，李豫下令禁止鞭打僧尼，并在五台山修建金阁寺，使用铜制并涂金的瓦片，耗费巨大，达到了“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的程度。在他的影响下，朝廷内外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转向崇尚佛教，出现了“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的现象，政事与刑法也因此日益混乱。这些举动虽然体现了李豫对佛教的崇敬之心，但也暴露出他对宗教事务过度投入的问题，进而影响了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

此时期的政策选择，反映了唐代宗试图通过宗教来安抚人心、巩固统治的愿望，然而过度的宗教信仰支持最终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使得国家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于非生产性建设方面，从而影响了实际的行政效率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