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宜祚知晓了燕云、渤海的药材客商把持京城药材采买、从中牟取暴利、草菅人命一事，不禁大怒，让属下写了一封奏疏，将京南七州与京城的瘟疫现况、还有燕云渤海客商在京城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预备明日朝会，呈到元淮的面前。

他的属下将奏疏写好，呈到郑宜祚面前，让郑宜祚过目。

起初郑宜祚说这奏疏写的有些云遮雾罩的，不甚明了，既然是上奏人君之事，应该直抒胸臆、简洁明了才对，何必这般弯弯绕绕，让人看起来一头雾水的？

那属下说道，“大人，这奏疏也已经有些逾越了，只怕陛下看了会龙颜震怒，迁怒于咱们门下省，属下听闻，这尚书省六部上呈的奏疏，都是捡好听的说，半点针砭时事的辞藻都没有，咱们这篇，比照他们的，已经是大不敬了。”

“这是什么话？尚书省惯会谄媚逢迎之事，我们门下省也不能染上此等不良之风，重写一篇，定要字字写道陛下的痛处才好，人都是如此，不知道痛，就难以改正。”

那属下也知道郑宜祚的作风一贯如此，也执拗不过，于是又按着郑宜祚所说的重新写了一篇奏疏，郑宜祚还是觉得话太软了些，还是不好，于是将这属下骂了出去，亲自写了一本奏疏，等着上呈给元淮。

第二日，元淮看过郑宜祚的奏疏，面色铁青，只是当着满朝的文物，不好发作，也不曾当中议论郑宜祚所奏请之事，只是下朝之后，将中书侍郎陶铮和御史大夫柳应舜叫到了承祚堂，将郑宜祚所写的奏疏拿给二人看。

只听元淮开口就说道，“这郑家的竖子实在无礼，身为人臣，竟然没有半点人臣之礼，这般直言冲撞于朕，实在可恶！”

柳应舜看过这奏疏说道，“陛下说的是，郑宜祚奏疏上虽是为京城百姓请命，可遣词造句实在有违人臣之礼。请陛下降罪于他。”

中书侍郎陶铮看了，却不把柳应舜的话放在心上，只说到，“陛下，这郑大人虽然言语冲撞，的确有违礼之处，陛下心中不痛快，把他叫来，该打该骂都使得，只是微臣看了郑宜祚奏疏上所写之事，实在有些不寒而栗，原来京城的瘟疫已经如此厉害，而安济坊、悲田坊、京城药坊等处放着解病之方不用，偏偏耗费资财，只采用对也瘟疫无甚作用、且价钱昂贵的北地药材，此事关乎京城百姓与陛下的安危，不能不察啊。”

“即便要查，他只说该如此查处此事便可，可是这郑宜祚，在奏疏之上，竟然说是上行下效，朕与宫中的内府局、太医院偏好也北地药材，才使得京城中人如此，一来二去加重了百姓的病情，倒像是朕的过失。”元淮说道。

“郑大人的奏疏的确有措辞不当之处，”陶铮说道，“陛下与其动怒伤神，不如让他将功补过，让他去巡查此事，一来，此事由他而起，也合该由他去了结，二来，若是他将此事办好了便罢，若是办不好，陛下要处罚他，也有个正当的由头，罚他一个心服口服，好让陛下出一出心中的闷气。”

“柳爱卿，你以为呢？”元淮问道。

“回禀陛下，微臣以为，此事不可交由郑侍中去做，”柳应舜说道，“从郑大人的这篇奏疏上看，郑大人实在有些心浮气躁、急功冒进，若是将这样关乎民生的事交由他去做，只怕郑大人雷厉风行，多有不尽不实、使人含冤受屈之事，若有那时，倒是让百姓们错把郑大人当成是酷吏，误会了陛下的一番好意，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之举吗？”

“倒也有理。”元淮说道。

几人正议论着，看着有几个太监在殿门口慌慌张张的，不知道说些什么，

元淮不耐烦地说道，“他们在嘁嘁喳喳地说些什么？实在是不成规矩。”

汤哲庸听了，赶紧上前去呵斥几人，谁知道也听了几个太监回禀的话，连汤哲庸也慌了神，连忙在元淮耳边回禀道，“陛下，大事不好了，七皇子连夜高烧，今日一早便也昏迷不醒，还呕吐不止，太医们说，好像是瘟疫的症状。”

“什么？！”元淮一听也神色大惊，难以置信地问道，“常信？常信不是住在金鸳阁吗？那祎妃与腹中皇儿可还安好？”

郑宜祚知晓了燕云、渤海的药材客商把持京城药材采买、从中牟取暴利、草菅人命一事，不禁大怒，让属下写了一封奏疏，将京南七州与京城的瘟疫现况、还有燕云渤海客商在京城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预备明日朝会，呈到元淮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