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发生在景阳十年的松江府，晋商集团和甬商集团鼓动民乱，实际上也得到了江浙官僚集团的暗中支持。

法不责众，是他们的惯用招数。当年他们用这一招对付过好几任皇帝，只是没想到在景阳皇帝这里栽了大跟头，还因此损失了几乎所有朝堂中的助力。从那儿之后，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抗。

但对于景阳皇帝的新政，江浙地区的官僚资本集团并没打算俯首帖耳，只是因为明着斗不过，才不得已暂时蛰伏起来等待时机。

要问官僚资本集团为什么锲而不舍的非要与皇帝和新政作对，这和反对高税粮政策的性质完全不同。

朱元璋是出于报复，故意折磨苏州府的民众，而新政并不针对谁或者谁们，也没有地区歧视。之所以造成如今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纯粹是因为两个字，利益。

新政开放了海贸、设立了海关、加强了海上剿匪缉私，这一连串政策下来，搞海贸的商人、产品大量出口的工厂作坊、大量进口原材料的产业都被盘活了，连带着关税猛增，地方官府和中央朝廷皆受益。

唯独原来仗着权势独霸海上走私和垄断进口货物的官僚资本受损了，他们不光失去了垄断地位，还要遭受海军的严厉打击，人财俱失，不急眼才怪。

新政解放了农民，从自耕农到佃户的税粮连年下降，还可以开垦荒地种植新的农作物抵税，或者投入农庄合作社，有了好几种选择，不再受士绅豪强大地主的控制。

新政还创造了新的阶层，工人。与传统的工匠不同，工人更自由也更简单，可以大批量复制。同时也更依赖于新政，没有大量工厂的存在就没有他们生活的土壤。

新政的最终结果是盘活了地方经济，让白银有效的流通了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昌平毛纺厂的股份大部分是由六部九卿占有，但真正掏银子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依附他们的士绅豪强大地主。

这些银子如果藏在自家地窖里，除了氧化什么作用也不会有，没有新政也不会有那么多放贷的机会。但拿出来投资毛纺厂不光每年能分红利，同时还解决了上千工人生计，让他们都有了口比较安稳的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