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河在下诺夫哥罗德城畔流淌，城中街道上，人们步履匆匆，脸上却挂着一种奇异的、被钉死的微笑——那笑容僵硬得如同教堂圣像上剥落的金漆，每一道弧度都经过官方宣传部的精确校准。广播喇叭从每个街角倾泻出甜腻的颂歌：“伟大罗刹国，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音浪撞在灰泥剥落的公寓楼墙上，碎成更细小的碎片，钻进每个人的耳朵。无人质疑这歌声的源头，也无人追问为何颂歌里从不提及伏尔加河底淤积的沉默。他们只知，若有人胆敢皱眉，便会被贴上“负能量携带者”的标签，如同中世纪被烙上异端印记的囚徒，瞬间坠入社交的冰窟。

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就住在这座认知牢笼的腹地。他并非天生的叛逆者，只是个在“十月革命”第十五中学教历史的普通教师，四十出头，头发稀疏，眼镜后藏着一双因长期阅读泛黄档案而布满血丝的眼睛。他住在伏尔加河老城区一栋摇摇欲坠的“共用公寓”里，与妻子娜塔莉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共享一个十平米的隔间，隔壁住着社区负责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沃尔科夫一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个矮壮的男人，脖颈粗短如老橡树根，胸前常年别着三枚锃亮的勋章——其中两枚是“劳动英勇奖章”，另一枚据说是“忠诚卫士”新近颁发的。他走路时总挺着肚子，仿佛里面塞满了无形的真理。

这天傍晚，伊万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到公寓。楼道里弥漫着卷心菜汤和廉价烟草的酸腐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正堵在楼梯转角，像一尊移动的界碑，手里挥舞着刚领到的《真理灯塔报》。“索科洛夫同志！”他声音洪亮，震得墙皮簌簌掉灰，“瞧瞧这头条！‘伏尔加河畔的丰收奇迹，下诺夫哥罗德小麦产量再创新高！’这是何等荣光！你该感到自豪，同志！”

伊万疲惫地点头，目光却扫过报纸配图：一群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的农妇，笑容同样僵硬地簇拥在几束干瘪的麦穗旁。他想起上午课堂上的情形。他正讲到1932年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一个叫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的瘦高男生突然举手，声音怯生生的：“老师，档案里说那时有人吃树皮……可《罗刹国光荣史》里只写了‘伟大的集体化胜利’。为什么我们只学胜利？”

教室瞬间死寂。其他学生像受惊的麻雀，齐刷刷低下头，盯着课桌裂缝里积攒的粉笔灰。伊万的心沉了下去。他本可以像往常一样，用一句“历史是复杂的，但我们的道路始终光明”搪塞过去。可今天，帕维尔眼中那点微弱的困惑火苗，竟灼痛了他的喉咙。“因为，”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有些人觉得，撕开光鲜的表面，会弄脏手。”

话音未落，教室后排一个叫柳芭的女生猛地站起来，脸色煞白：“老师！您这是……负能量！”她声音发颤，却带着一种被灌输的坚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昨天才在社区会上说，质疑就是背叛！忠诚就是闭嘴歌颂！”她像背诵咒语般重复着社区负责人的金句，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恐惧——仿佛质疑本身会引来无形的雷电，劈碎她赖以生存的玻璃罩子。

伊万当晚辗转难眠。娜塔莉亚在身旁发出均匀的鼾声，他却盯着天花板上渗水留下的霉斑，那形状像一只冷漠的独眼。他想起大学时导师临终前塞给他的残破笔记，扉页上用褪色的墨水写着：“真正的忠诚，是看清泥泞仍愿前行；盲目的歌颂，是给牢笼镀金。”导师后来“因思想懈怠”被调去图书馆整理旧报纸，三年后死于一场“意外”的锅炉爆炸。伊万摸出抽屉深处那本笔记，指尖抚过粗糙的纸页。窗外，伏尔加河在月光下泛着冷铁般的光泽，无声地诉说着被掩埋的千万个名字。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早已停止思考——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恐惧像一层层裹尸布，将他缠绕得严严实实。他提笔，在空白页上写下：“认知牢笼的第一道栅栏，是相信牢笼之外一无所有。”

几天后，伊万在“祖国忠诚日”社区集会上，亲历了这牢笼的窒息。集会设在伏尔加河畔的“列宁之光”文化宫。大厅里挤满了人，空气浑浊得能拧出油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胸前的勋章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如同三只窥伺的眼睛。他正激情澎湃地朗诵新创作的颂诗：“……伏尔加之波，忠诚之河！每一滴水都映照领袖的慈容！看呐，连河底的泥鳅都高唱赞歌！”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拍红了手掌，脸上肌肉因过度用力而抽搐，仿佛不鼓掌就会被无形的鞭子抽打。

伊万坐在角落的硬木椅上，胃里翻滚着。他看见前排一个老妇人，枯瘦的手拍得发紫，眼神却空洞得像被掏空的鸟巢——她儿子去年因“散布悲观情绪”被调去北极圈修铁路。掌声如潮水般退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清了清嗓子，声音陡然转为悲悯：“当然，我们也有不和谐的杂音！某些‘负能量’分子，像伏尔加河里的水草，妄图缠住前进的巨轮！”他锐利的目光扫过人群，精准地盯在伊万身上，“比如某些人，在课堂上散布历史虚无主义！同志们，你们说，该拿他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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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一个男人吼道，是伊万的邻居瓦西里，一个总在排队买面包时抱怨“负能量”的壮汉。

“思想改造！”柳芭尖细的声音响起，她紧紧挽着母亲的手臂，仿佛这样就能获得安全。

“让他们闭嘴！”更多声音汇成一股浊流，带着集体无意识的狂热。

伊万感到血液冲上头顶。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尖叫。“等等！”他的声音不大，却像冰锥刺破喧嚣，“我们歌颂的‘丰收奇迹’，麦粒里掺着多少沉默的灰烬？我们称颂的‘忠诚’，是否只是恐惧的代名词？真正的进步，难道不是来自敢于质疑的……”

“叛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脸色铁青，扑过来想捂住他的嘴。

“负能量！”柳芭尖叫着向他扔来一个硬面包圈，砸在他额角，留下白粉印记。

人群像被点燃的干草堆，瞬间沸腾。瓦西里粗壮的手臂扼住他的喉咙，唾沫星子喷在他脸上：“闭嘴！你这认知牢笼的蛀虫！”伊万在推搡中踉跄后退，后背重重撞上文化宫冰冷的玻璃门。就在意识模糊的刹那，他眼角的余光瞥见——讲台后方，不知何时立着一个模糊的人影。那人穿着破旧的红军军装，领口缺了一颗纽扣，面容模糊在阴影里，却透着一种奇异的平静。人影对他微微摇头，嘴唇无声开合：“他们看不见我，因为他们选择看不见。”

伊万被粗暴地拖出文化宫，扔在伏尔加河畔结霜的泥地上。寒风像刀子刮过脸颊。他挣扎着爬起，跌跌撞撞跑向河边废弃的旧码头，只想找个角落喘口气。月光惨白，照着河面浮冰的裂痕。他靠着一根锈蚀的系船桩，剧烈咳嗽，额角的伤口渗出血，混着冷汗流进眼睛。就在这时，他听见了。

“同志，这河水，比1937年还冷啊。”

声音沙哑，带着伏尔加河底淤泥的潮湿气息。伊万猛地转身。一个身影倚在码头另一根桩子上，正是文化宫里看见的那个模糊人影！此刻清晰了：是个瘦高的老人，军装破烂，露出里面的粗布衬衣，一只袖管空荡荡地垂着。最诡异的是他的脸——并非全然透明，却像隔着一层晃动的水波，五官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随时会融进夜色。他脚边放着一个破旧的皮包，上面印着模糊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字样。

“您……是谁？”伊万声音发颤，恐惧中混杂着一种荒谬的熟悉感。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沃洛金，”鬼魂——如果这能称为鬼魂的话——声音平静得像在谈论天气，“1937年10月，在喀山郊外的森林里，他们用一颗子弹‘解决’了我这个‘人民公敌’。罪名？在历史课上问了一句：‘为什么五年计划报告里的数字，和粮仓实际空荡荡的门对不上？’”他空荡的袖管随风轻摆，“我死后，他们抹掉了我的名字。档案里只剩一句：‘因思想问题消失’。但你看，”他摊开唯一的手掌，掌心空无一物，“他们抹不掉问题本身。就像抹不掉伏尔加河底的淤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