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寒风像锉刀一样刮过乌辛斯克的每条街道，似要把每个人的皮肤都磨得粗糙发红。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躲进高高的衣领里，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国营商店。他的靴底已经磨得发亮，踩在结冰的人行道上发出空洞的声响，就像这座城市里所有其他声音一样——空洞、干涩、缺乏生命力。

商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队。人们像被霜打过的白菜一样蔫头耷脑地站着，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结成小小的云朵，又被寒风迅速撕碎。伊万排在队尾，眼睛盯着商店那扇斑驳的木门，仿佛那后面藏着什么神秘的宝藏。

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伊万低声嘀咕着，声音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他的嘴唇干裂，说话时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其中一颗已经缺了角。

排在前面的大婶转过头来，用浑浊的眼睛瞟了他一眼，又迅速转回去。没有人愿意在这种时候多管闲事。乌辛斯克的人们早就学会了闭嘴的艺术——闭上嘴巴，低下头，把希望像藏私酿酒一样埋在地窖最深处。

伊万没有闭嘴。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像是在对整个世界宣告：连面包也没有，连茶叶也没有，连煤油也没有......他的声音开始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一种更深的、从骨髓里渗出来的绝望。

同志。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男人从队伍后面走过来，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在灰暗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眼。您要是再这样诋毁我们伟大的罗刹国，我就要拿手枪枪把敲你的脑袋了。

伊万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那是个典型的克格勃——三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风衣下露出深蓝色西装的领子，眼神像冰锥一样锐利。伊万认得这种眼神，十年前他在卡尔洛夫卡精神病院的医生眼睛里见过同样的东西——一种将人视为物品的冷酷。

伊万咧开嘴笑了，露出更多发黄的牙齿。看看！他指着商店紧闭的木门，声音突然变得异常清晰，连子弹也没有！

克格勃少校格列布·沃尔科夫愣了一下。他见过各种意识形态破坏分子——有的大喊大叫，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跪地求饶。但像伊万这样，用谈论天气的语气谈论子弹的，他还是第一次见。

您叫什么名字？沃尔科夫少校掏出了他的黑色笔记本，钢笔在寒风中冒着热气。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伊万回答，突然变得异常配合，前工程师，现无业，住在普希金街17号地下室，靠配给证过活。

沃尔科夫少校挑了挑眉毛。这个人太镇定了，镇定得不正常。他见过太多疯子，知道真正的疯子往往看起来比正常人还要正常。

跟我们走一趟吧，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少校收起笔记本，抓住了伊万的胳膊。他的手指像铁钳一样有力。

伊万没有反抗。他最后看了一眼商店的木门，轻声说了一句：连门把手也没有。然后顺从地跟着沃尔科夫少校走向停在街角的黑色轿车。排队的人们自动让开一条路，没有人抬头，仿佛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轿车驶过乌辛斯克坑坑洼洼的街道，经过一排排窗户钉着木板的公寓楼。伊万透过结霜的车窗看着外面，嘴里还在不停地嘀咕：路灯没有，垃圾桶没有，猫也没有......

沃尔科夫少校坐在他旁边，手指轻轻敲打着膝盖。他在想该把这个奇怪的破坏分子送到哪里去。乌辛斯克的拘留所已经人满为患，而且这个人看起来精神确实有问题。也许卡尔洛夫卡精神病院是个更好的选择——那里有足够的床位，还有谢尔盖·彼得洛维奇医生，他特别擅长处理这种意识形态妄想症患者。

轿车驶出市区，进入一片白桦林。冬天的白桦树像一排排白骨，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凄凉。伊万突然停止了自言自语，转过头看着少校：您知道吗？他们连冬天也短缺。

沃尔科夫少校皱起眉头：什么意思？

冬天。伊万认真地说，今年的冬天是去年剩下的，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少校决定不再和这个疯子说话。他摇下车窗，让寒风灌进来，希望能驱散车里那股陈旧的霉味——那是从伊万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了廉价烟草、湿墙纸和绝望的味道。

卡尔洛夫卡精神病院坐落在一片沼泽地边缘，灰色的五层建筑看起来像是从地下长出来的。医院周围是高高的铁丝网，上面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牌子上的字迹已经被风雪侵蚀得模糊不清。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院长亲自在门口迎接他们。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但梳得很整齐，白大褂下面穿着三件套西装，看起来更像一位大学教授而不是精神病院院长。

啊，沃尔科夫少校！院长热情地握住少校的手，又给我们带来一位客人？

意识形态妄想症。少校简短地说，在街上发表反动言论，诋毁国家形象。

院长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伊万：看起来挺温顺的嘛。

小主，

间歇性的。少校压低声音，在车上还说冬天是去年剩下的这种胡话。

院长笑了：有意思。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少校同志。也许能让他重新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伊万被带进了医院。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腐朽木头混合的气味，墙壁刷成了令人作呕的淡绿色，上面布满了指甲抓过的痕迹。一个穿着病号服的老头蹲在走廊尽头，正试图用塑料勺子挖开地板。

连地板也没有。伊万对老头说，声音里带着奇怪的同情。

老头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你也看见了？他们连地板都短缺，所以只给了我们一层油漆。

两个护工走过来，粗暴地把老头拖走。老头没有反抗，只是继续用勺子在空中挖着，仿佛那里真的有一层看不见的地板。

伊万的房间在三楼，窗户钉着铁条，外面是那片白桦林。床是铁架子做的，上面铺着薄薄的床垫，闻起来有股霉味。墙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上帝死了——尼采尼采死了——上帝。

您的新家。护工伊万诺维奇咧嘴一笑，露出几颗金牙，希望您住得愉快。

伊万走到窗前，透过铁条看着外面的白桦林。夕阳西下，那些白色的树干被染成了血红色，看起来像无数根插在雪地里的骨头。

连树也没有。他轻声说。

晚餐是稀粥和黑面包。食堂里挤满了病人，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病号服，像一群被剪了毛的羊。伊万坐在角落里，一边喝着稀粥一边观察他的们。

斜对面坐着一个总是自言自语的男人，声音小得听不见，但嘴唇不停地蠕动，像是在咀嚼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旁边是个年轻人，眼睛瞪得大大的，每隔几秒钟就突然大笑一声，笑声像被掐住脖子的母鸡。还有个老头一直在数自己的手指，数到十就重新开始，仿佛他的手指会凭空消失又出现。

新来的？一个沙哑的声音在伊万耳边响起。

伊万转过头，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他旁边。这人有着一张矿工般的脸，粗糙、黝黑，左眼上有一道可怕的疤痕。

德米特里。男人伸出手，他们说我疯了，因为我坚持说乌辛斯克的煤矿已经枯竭了。

伊万握了握那只粗糙的手：伊万。他们说我有意识形态妄想症，因为我说商店里没有东西。

德米特里咧嘴笑了，露出几颗不锈钢牙齿：我们都看见了皇帝的新衣，不是吗？不同的是，我们说了出来。

一个护工走过来，用警棍敲了敲桌子：安静吃饭！禁止交谈！

德米特里低下头继续喝粥，但用脚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伊万。伊万明白这是某种暗号，某种只有才懂的暗号。

晚上，病房熄灯后，伊万躺在铁床上，听着隔壁床位的男人小声嘀咕：星星没有，月亮没有，太阳也没有......声音渐渐变成啜泣，然后是压抑的咳嗽声。

伊万盯着天花板。那里有一道裂缝，形状像一条蜿蜒的河流。他想起十年前，当他还是工程师的时候，曾经设计过一座横跨鄂毕河的大桥。那座桥最终没有建成——据说是因为材料短缺。但伊万知道真正的原因：那条河在地图上被重新划到了另一个州，所以他们不再需要那座桥了。

连河也没有。伊万对着黑暗说。

第二天一早，伊万被带到了谢尔盖·彼得洛维奇院长的办公室。那是个宽敞的房间，墙上挂着列宁和现任总统的肖像，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真理报》合订本和医学书籍。院长坐在一张巨大的橡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套精致的茶具——在乌辛斯克，这样的茶具已经多年未见了。

请坐，伊万·斯捷潘诺维奇。院长和蔼地说，想喝点茶吗？真正的茶叶，不是那种代用品。

伊万小心翼翼地坐下，眼睛盯着那套茶具。茶壶是骨瓷的，上面绘着金色的花纹，茶杯薄得几乎透明。在乌辛斯克，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搪瓷缸喝代用茶——用烤黑麦或蒲公英根制成的苦涩饮料。

您看，我们这里什么都有。院长微笑着倒茶，茶叶、糖、甚至柠檬。所以您那些什么都没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