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些诉状能直接递到皇帝的手里。

相比于前朝，尤其是相比于几百年后的某鞭子朝，这项制度简直先进到不像是在同一个世界。

毕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无论能不能告赢，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板的。

试问，有几个人的身板儿，能顶得住五十大板？

碰上有经验的狱卒，一板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这样，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制。

比如，只有‘官典犯赃、袄讹劫杀、灼然抑屈’这一类严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检院告状。

至于其他事情，则必须一级一级的上告。

如果越级上告，就会有专门的‘越诉法’等着你。

为什么在民告官如此宽松的大宋，依然对民告官有这么多的限制？

因为，官大于民乃是社会的共识。

这些限制，就是在维护这个共识。

而他的建议，则是要摧毁这个共识。

他当然明白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他还真怕官家不敢答应。

所以，他把这个建议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赌的成分。

甚至，他已经做好了被否决的心理准备。

可是，让他没想的是，官家只是犹豫了短短一瞬间，就开始淡定的询问他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这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