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都对不成？”

“也可以这么说。”沈默缓缓道：“其实别看我们和西方人的样貌、语言、习惯和文明都不同，但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人。只要是人，自私就是第一位的，就没有不想建立皇权的。所以你看罗马帝国、法兰克帝国的皇帝，像我们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样，都把自己标榜为万世不移的天命之主，也会用尽一切手段压制反抗者，会选择掠夺作为获得财富的手段，因为掠夺财富的成本永远比创造财富更低。没有竞争、没有约束，王权肯定会向皇权演进，因为只有皇权才能获得最大收益，才能肆无忌惮地抢劫。”

“我们华夏民族得天独厚，东面、南面环海，西面是戈壁和崇山峻岭。在这千余年里，除了北面的草原之外，没有任何外来的威胁。草原游牧虽然是个大麻烦，然而却赶上了我们最为强盛的秦汉唐时期，所以并不能构成对华夏王权的威胁，使我们顺利的演进出皇权。并得到足够的时间，使国民形成日常习惯、规范乃至准则，使皇权深入人心。”

“西方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从恺撒、戴克里先到克洛维，这些欧洲的雄才之主，无一不想建成我们东方式专制，都想集中权力。但是，他们的民族并无延续性，罗马征服雅典、日耳曼入侵罗马、北欧海盗侵略日耳曼人……几乎每次民族征服都是毁灭性的，一场异族入侵，会让几代、几十代人积蓄的物质财富荡然一空。”

“不断毁灭，使他们的演进总是被打断，世俗权势不具有连续性，使宗教政权获得了至高的地位。而宗教政权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尽力使欧洲长时间保持原始的平权状态，即一个人不太可能超出其他人更多。具体的表现就是，欧洲的国王，权力并不比国内的领主大太多，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在平权条件下，西欧各地实力均衡，没有绝对的强势，分权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第九一三章 金融之战（上）

“在我们的先秦时期，东西方都在集权与分权中反复游移，数百寒暑，最终分道扬镳，演进出了各自的历史。”沈默的两眼中，分明闪烁着千年历史的浮光掠影，只听他语带自豪道：“仔细去考量比较东西方的历史，只要是实事求是的人，都会承认，面对来自自然和外部的挑战，皇权的优势很明显……而这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决定性的。”

“无情的生存铁则，让西欧一直到我们明朝时期，都不敢以家庭对抗自然。我们唐宋时期小农围炉夜话的时候，欧洲还在海盗的侵扰下胆战心惊。城堡、领主成为小势力对抗外敌和自然的主要角色，落后的农业生产根本维持不了一支常备军，所以战争像儿戏一样。十万人等级的战斗，只发生在传说中的雅典、罗马时期。即使到文艺复兴，欧洲文明也没有恢复到雅典城邦时代的水平，始终在贫穷、蒙昧的中世纪徘徊，与他们无法集权有直接的关系。”

“反观我们华夏，以举国之力来对抗天灾外敌，百姓才得以安享太平。谁也不知道放弃皇权后还能不能活下来，也许选择了分权，很快被草原上的敌人消灭，至少汉唐盛世、两宋文明是不会出现的。可以说，选择皇权本身就是理性的……就像你说的，谁也不能以落后否定先进。”

张居正凝神听着，认真地想着，不断的缓缓点头。

“但是集权有集权的害处，最大的害处就是缺乏竞争。处于权力顶层的人，是这个社会的上帝，没有任何竞争，可以用任何手段攫取资源。既然没有制约，那掠夺就必然毫无止境，一旦掠夺超出了底层的生存极限，便会爆发不可逆转的暴力——反抗皇权，目标不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成为另一个皇权。”沈默沉痛道：“由此，华夏文明开始周而复始的长循环。你会很清楚的发现，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朝代更替中，我们的华夏文明也早到了瓶颈，至今我们也没有唐朝强大、没有宋朝富庶，也像欧洲中世纪一样，开始了原地踏步走。”

“至少我们在踏步走之前，已经领先他们很远了。”张居正沉声道。

“难道你没有发现，他们已经走出了循环，开始大踏步的前进了么！”沈默轻叹一声道：“而我们大明朝，却被宗藩、兵制、财税、驿递、漕运……这些娘胎里带出来的痼疾，折磨成了百病缠身、药石难医的东方病人。东西方文明，在先秦之后，还从未像今天这样迅速接近。但悲哀的是，这是由我们的衰弱和他们的飞跃带来的。”

“他们为何能率先走出怪圈？”张居正问道。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由于欧洲的落后，才使它不得不走上了一条不断试错的路径。在地域封建割据的框架下，领主乃至王国之间不存在统一的王权，因此各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经济试验。于是，我们在欧洲看到了各种图景：皇权的西班牙、分权的英国、专制的法国、自治的荷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你所称赞的皇权西班牙，正面临着弱小英国的挑战，为了争夺海权，双方必有一战。西班牙号称拥有无敌舰队，而英国只有些海盗流寇，如果让你下注，会买哪家胜？”

“这还用问么，终归还是实力说话。”张居正笑道：“我选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