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年(中平四年)，凉州沦陷，凉州刺史耿鄙、汉阳太守傅燮先后战死。同年，渔阳郡人张纯、张举联合乌桓在幽州发动叛乱，斩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天下此起彼伏的叛乱，让刘宏逐渐从西园享乐中走出来。公元188年(中平五年)十月，刘宏在雒阳平乐观举行阅兵仪式，自称"无上将军"，骑马持剑检阅军队。

去世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二月，皇甫嵩在陈仓大败凉州叛军王国等人。三月，幽州牧刘虞平定张纯叛乱。四月十一日(5月13日)，刘宏在南宫嘉德殿逝世，年仅三十三岁(按刘宏继位时年十二，则驾崩时应为三十三岁，《后汉书》误作三十四岁)，谥号孝灵皇帝。其长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六月十七日(7月17日)，葬于文陵。

在位年号:建宁(公元168年-公元172年五月)、熹平(公元172年五月-公元178年三月)、光和(公元178年三月-公元184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平(公元184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89年四月十二日)。

为政举措

政治:党锢之祸。

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结束后。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山阳郡督邮张俭弹劾中常侍侯览回乡为母亲扫墓时铺张扰民，并拆毁了侯览的房屋甚至祖坟。因而惹怒侯览，指使同乡人朱并上书弹劾张俭等二十四位山阳名士结党，图谋不轨。灵帝见到奏章后，问计于曹节，曹节借题发挥，解释说党人危害社稷，要求扩大到全国范围清剿党人，灵帝准奏。最终这场政治灾难造成大量士人逃亡，被迫害致死的达六、七百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朝廷予以平反。灵帝大怒，将曹鸾在狱中拷打致死，并更大规模的禁锢党人及其亲友。光和二年(公元179年)，经上禄县长和海建议，灵帝下令，党人"从祖父"以后的亲属，都不受他们牵连。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认为如果不解党锢，可能会逼迫党人与黄巾军勾结，灵帝这才宣布解除党锢。三国志大战3的汉灵帝三国志大战3的汉灵帝灵帝执政期间，皇权有所削弱。

灵帝在位20年，是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统治时期。宦官的编制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灵帝更是突破常制一次便册封了十二位中常侍，史称"十常侍"。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在宦官曹节病重时灵帝以其为车骑将军，他死后又追赠为车骑将军;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又任命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负责对讨伐黄巾的将领论功行赏。灵帝执政早期，中常侍王甫、曹节深受刘宏信任，后来王甫被司隶校尉阳球害死，曹节逝世，张让和赵忠便成了灵帝宠信的宦官，灵帝甚至将二人比作自己的父母，可见对宦官的依赖。

宦官们在雒阳修建的宅邸非常高大，有一次，灵帝到永安候台登高观看雒阳城。宦官们请中大人尚但进谏:"天子不适合登高，登高则百姓离散。"灵帝居然听信，便作罢。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灵帝在其母亲董太后和及常侍们的教唆下，又尝试卖官。朝廷公开宣布可花钱买到自关内侯以下至光禄勋下属虎贲、羽林等部门职位;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

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段颎、张温等人虽然功劳很大，声望也很高，却也都是先交足了钱，才登上公位的。

及至后来更变本加厉，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灵帝成年后，设置西园供自己享乐，灵帝将卖官所得收入用于西园的建设。中常侍吕强进谏:"天下财物都是陛下的，何必还分公和私?"灵帝不听。卖官的政策一直持续到灵帝逝世。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重置州牧，史称"废史立牧"。以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同年又以宗正刘虞为幽州牧。其结果是造成了各地割据军阀的形成，包括刘焉在内的州牧上任后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控制。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八月，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统率，以此制约大将军何进的军权。

军事

刘宏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上疏请求讨伐鲜卑，而犯罪被处罚的护羌校尉田晏则通过中常侍王甫请求命自己为将讨伐鲜卑来赎罪，王甫也同意讨伐。同年八月，灵帝派夏育率军出高柳郡，田晏率军出云中郡，臧旻率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出雁门郡，各率一万多骑兵出击塞外两千多里。

鲜卑首领檀石槐命下属三部大人各自率众迎击，夏育等人大败，丢弃自己的符节印信及辎重，各率数十人逃回，被囚车征还下狱，经赎免被废为庶人。

文化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三月，灵帝根据此前杨赐、蔡邕、马日磾、李巡等人的建议，下诏命儒学大师们校正《五经》的文字，又命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将其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太学门外，使后来的儒生晚辈，都以此作为标准。石碑刚竖立时，坐车前来观看以及临摹和抄写的，每天有一千余辆之多，填满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