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其一，想来也有其二？”

朱雄英若有所思地问道。

牙行本身不算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中介，利用明朝制度的规定，在京城的外城和内城之间牟利.中间还有些帮权贵放印子钱牟利的渠道，因而攀附上了权贵，算是有利益勾结。需要有所顾虑的根本就不是牙行本身，而是牙行背后那些广泛地牵扯进来的权贵。

所以，在朱雄英看来，牙行不算是难对付的对象。

“其二则是船帮。”

“京城百业各有行帮，其中货物多为行，人力多为帮。诸如行里有豆芽行、药行、饴糖行，甚至连棺材、冥器、木、竹、炭、石灰都有自己独立的行；而帮则以船帮、脚帮为主。”

行会制度在华夏古代的历史源远流长，哪怕是在明初这种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在城池里还是避免不了其出现，没办法，人口大规模聚集必然会发展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必然带来行业分工，有了分工，自然就会规则的出现，官府不制定规则，行业内部也会发展出潜规则来。

而这时候虽然大运河还处于大半堵塞的状态，大明也没有迁都北京，所以南北漕运尚不发达，还没出现“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局面但仅仅是京城码头，也足以成为一块人人觊觎的肥肉了，再加上干这行的都是卖力气的汉子，更是难免有些义气恩仇在里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京城的船帮。

经过道衍的介绍，朱雄英对于京城的船帮有了大概的理解，严格来讲，船帮之间虽然互相会有暴力冲突，常有打架斗殴争抢码头地盘的事件发生，但是他们不以暴力谋生，暴力只是他们维持自身市场和利益的手段，所以很少有动刀的情况，大多数都是拳脚相加，或是拎个棍子、船桨之类的，故此五城兵马司也没有取缔他们。

而这些船帮内部，则有着严格的帮规，一般是以“会首-舵主-船老大”来划分管理等级并且还有自己的专属节日，也就是紧挨着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所谓“镇江龙王节”，而这些出来讨生活的人，不乏死后没人祭奠的，所以每年中元节也会组织悼念离世成员的祭祀活动，过年的时候还会组织吃免费的年夜饭。

“所以，若是在莫愁湖建立商埠，就难免冲击甚至颠覆整个京城在长江和秦淮河上做工的船帮的利益。”

商埠，虽然是个新鲜词，但在道衍心里却不难理解，所谓“埠”这，在《大明律》中“官牙埠头，船埠头”便是指主舶客商买卖货物的地方，而商埠，自然是连同码头在内的一片商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