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的制度是府兵制，这种继承自西魏、北周、隋的制度，秉持的理念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各州设立不同数量的管理机构，然后府兵每年农闲时节定期参加训练，一旦朝廷征召或者他们进京卫戍、去边境换防，那么就自带粮食兵甲去。

唐初那么武德充沛，跟府兵是分不开关系的，但府兵制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府兵的田会被逐渐侵占，府兵的战斗力也会下降，再加上府兵制度受到作战半径的影响，帝国的疆域越大，那么府兵的战斗信念和补给能力都会极大降低.太宗时，府兵戌边三年一轮换，而到了玄宗的时候别说三年，六年都回不来了，老家所处的地方偏一点的话，从安西走回来就得两年。并且，因为关陇集团对当年北齐、南陈故地的不信任，府兵制度在大唐近一半的土地上，其实是推行并不力的。

所以府兵本来就没多少，统帅也不是本地人，都是中枢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中临时选拔任命，如此一来兵少将生，面对北疆的游牧民族，那就只能被动挨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北疆搞常驻的边军，而且需要大量招募非府兵的汉人勇士以及归附游牧民族，也就是胡儿。

这个问题在河北方面体现的尤为严重。

当年东西魏分立，若不是宇宙大将军侯景在沙苑之战时候的脑残建议，东魏早就把西魏给灭了，即便如此，高家建立的北齐一开始也在与北周的对峙中占据着明显优势山东集团（指崤山以东）和关陇集团天然就不对付，到了隋唐一样如此，庙堂里基本上全是八柱国后人，而河北人天生就低人一等。

而一旦这些河北籍的汉人或者是胡儿掌握了军权，那么接下来不管是养寇自重也好，故意挑起战端也罢，接下来就是不断地打仗，而打仗就需要募兵，为了图方便，中枢也就把募兵权放给了节度使，自己手里捏着财权，自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相继自行募兵，而后因为中枢内斗，为了拉拢边将，又下放了财权，最后就是安史之乱，以及从唐朝中期开始始终与唐帝国并存的藩镇割据问题了。

所以，逻辑就很简单了。

从朱元璋的角度来思考，现在虽然实际上勋贵已经承担了总兵官的职责，但并没有名分，而一旦给了总兵官的名分，并且把分片驻防的九边制度作为国朝的正式制度给确定下来，那么这些总兵官们，就实际上掌握了军权。

掌握了军权的总兵官，你猜还会不会听名义上的上级机构都司的指挥？

听个屁！

现在山西都司指挥得动傅友德吗？陕西都司指挥得动冯胜吗？北平都司指挥得动蓝玉（辽东行都司名义上隶属北平都司管辖，但实际上直接接受五军都督府管理）吗？

所以，有了名分，总兵官就是唐朝早期版本的节度使了。

节度使为了增加自己手里的权力，肯定会不断地在边境挑事，这根本不用想，屁股决定脑袋，有几个像是戚继光那种“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人？戚继光当蓟镇总兵的时候，修筑空心敌楼，完善车阵，搞的都是防御性战术，蒙古人知道啃不下来，干脆就不进攻了。

在边境挑事-增加手下军队数量-进一步要求财权和治理权-形成独立王国，眼熟嘛？这就是李成梁以及他的派系走的路，可戚继光这种人注定是少数，玩养寇自重的李成梁才是多数，而李成梁的行为，除了没造反，其他跟安禄山、史思明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李成梁遗留下来的辽东将门，和藩镇有什么区别？

九边总兵制度，发展到了晚期，注定会复刻唐朝成为藩镇。

朱元璋对此，看的清清楚楚。

正因如此，朱元璋才对此不置可否。

当然了，继续这么“临时”下去，也不是回事，但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朱元璋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英儿的想法，让咱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只是，这藩镇问题，始终是个心腹大患，英儿虽有远见，但想要真正解决，谈何容易，这个办法咱觉得是不可行的。”

“唐之藩镇，翌日之总兵。”

朱元璋放下了手里的纸，下了结论。

马皇后轻轻拍了拍朱元璋的手背，安慰道：“别急，英儿既然能提出这些见解，必然也有他的想法，我们且看看他接下来会怎么想、怎么做，再从中引导便是。”

“妹子说得对。”

朱元璋沉吟片刻，点了点头：“英儿这孩子，有勇有谋，将来定能成大器，只是他现在还年轻，需要更多的历练和磨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让他多走走长长见识吧。”

吃完早饭，朱元璋口述，让王景写了一封关于此事看法的信，随后给朱雄英通过电台，先发给河南布政使司，然后由河南布政使司转发了过去。

朱雄英在北平燕王府的客房内，正埋头于案牍之间，整理着近日来所见所闻的思考，除了北疆的军务，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这一路走来，对于他而言，确实是极大地丰富了人生阅历。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门外的锦衣卫轻声禀报：“殿下，京城有消息。”

朱雄英放下笔，连忙起身开门接过信件。

拿过来一看，是皇爷爷的亲笔回复。

信中，朱元璋并未直接否定他的建议，而是以另一种角度，结合了唐朝的藩镇，阐述了对总兵制度和九边防线的考量。

朱雄英细细品读，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无奈。

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对应当下的人来讲，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最优解，就是拖着不解决，留给后人，相信后人的智慧。

这样的话，既不需要背负历史责任，也不会对眼下的情况有什么影响。

这些国公，再临时个十年，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

但问题就在于，两个十年，三个十年，四个十年呢？

朱元璋在的时候，可以凭借独一无二的威望压制住这些百战名将，朱标也可以，那么朱雄英如果当政个几十年，也能这么搞吗？真就不给个名分吗？就算朱雄英可以，他的后代呢？

这种事情，总是要最后形成制度的。

不过朱元璋的担忧，也并非无的放矢。

朱雄英放下信纸，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初升不久的太阳，心中已有了计较。

暂时做不到的，可以先放下，但绝不能忘记。

改革之路必然荆棘密布，但他更清楚，为了大明的未来，这些阵痛都是值得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朱雄英除了继续巡视北疆，还特意走访了更多偏僻的隘口，与当地的军官、士兵还有百姓深入交谈，收集更多的一手资料。

任何制度的变革都不能脱离实际，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

有了这些走访的资料，朱雄英也开始着手撰写一份更加详尽的改革方案，这份方案不仅包含了九边制度和总兵制度的构想，还融入了更多关于如何防止权力滥用、确保军队忠诚的措施，这份东西，或许短时间内用不上，但朱雄英必须要为以后做准备。

而就在朱雄英基本上完成了巡抚五京的工作，准备返回南京应天府的时候，一份有些异乎寻常的情报，却从辽东传到了北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