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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开完会,回到家,我跟铃铛姐姐(我太太)说:“我现在完全不能再听到‘讲讲’这两个字了,什么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啊,这就是PTSD啊!”铃铛姐姐笑了,问我:“为啥啊?讲讲?”
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这些“封闭开发”的日子的。
《燃烧的蜂鸟:迷案1985》的创作过程中,我们这样激烈讨论了两回:第一回,我们解决了主线案件的剧情;第二回,她们解决了我——让我把第一版愉快交上的稿子,又根据人物的设定,重新修订了一遍。
现在,我在第3次修改《燃烧的蜂鸟:迷案1985》的序言,看到这个变得越来越有血有肉的故事,真是心潮澎湃。
虽然不能在序言里剧透,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借一点篇幅,聊聊我写蜂鸟系列的初衷。我很喜欢蜂鸟,却一直很难描述什么是“蜂鸟精神”。《燃烧的蜂鸟》第一部,是发生在1976年的故事,我们的父辈在那个年代,艰苦奋斗,把新技术运用于工作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就像传说中的蜂鸟一样,把火种带到了人间。
而第二部,则来到了1985年。我是“八〇”后,这是我们这代人出生的年代。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也更容易受到物欲的诱惑。所以我想,如果《燃烧的蜂鸟》里,蜂鸟是探索未知的勇气,那《燃烧的蜂鸟:迷案1985》里,蜂鸟应该是怎样的勇气呢?我想,等大家读完这本书,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当然,蜂鸟系列是悬疑小说,大家肯定更关心破案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破案方式,和现在相比有什么新鲜的点呢?
前文聊和编辑的“战争”时,我提到了一个词——证据链。1979年,《刑法》《刑诉法》正式颁布实施,公安民警的法治思维还不足够健全,还不太能理解证据链的重要意义(当然,或许你现在看着这个词,同样觉得很迷惑)。所以,到底什么是证据链?那个年代的民警又是怎么一步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呢?在没有先进仪器设备支撑的当年,大家又是如何在案子里完善证据链呢?这些,都是数十个月来,我不断思考和探索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