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看似配合，其实却阳奉阴违，各种不配合，最终无奈才让监视者和执行者进工厂调查，但他坚持不同意扫描工人的犯罪指数。

在指数就是一切的环境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高压工作环境的，因为指数升高的危险太大。

比如安全局里的监视官就有这样的风险，常守朱的上司眼镜男就因为经常参与骇人听闻的案件，所以犯罪指数常年都接进收拢治疗的极限。可以说如果各行各业都严格遵守先知系统的监控的话，那么高压岗位就定然会造成很多需要治疗的人。这对工厂是负担，对医疗机构同样是负担，对接受治疗的个人一样也是负担。

所以工厂拒绝监控，而工人通过欺凌来缓解压力，都是在这个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应对措施，而先知系统并不能优化自身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只能依靠社会的自我调节。

当然这也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做法，厂长不想负责任，也不像受损失，不然他完全可以接受监控。所以他在先知系统允许的范围之内选择了原始的解决办法，同时把责任推给了先知系统。

而先知系统知道这些情况，却不进行知我优化，也不愿意承担起优化的风险。所以工厂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厂长和先知系统互相不负责而造成的。

而最终承担着责任的是一个工人，一个受到欺压的工人，他成为了整个体系之中唯一的受害者。

毕竟因为他的存在，厂长不用担责，先知系统不用优化，工人们也有发泄的渠道，一切的结果只是一个不讨喜的人付出了人格受辱的代价罢了。

一个小小的人格被摧毁，但整个社会却得到了益处，太划算了。这不过是时代的一颗小小尘埃，随机地落在了某个倒霉蛋身上。

狡啮慎也看到这个情况就判断受辱的工人就是凶手，因为他有杀人动机。不过工厂里没网络，不能使用支配者扫描，所以只能用更原始的破案方式，那就是激将法，激怒凶手，让他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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