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心怡说：“你说得非常对，从结构上说，《金刚经》围绕须菩提的问题，佛陀首先阐述欲发无上菩提心者须先‘降伏其心’，以‘离相伏心’之道，洗净四相杂念，以便树立正确的佛法知见；然后说明菩萨广行六度时应‘无住生心’；最后则详细讲述‘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的平等性，即人人可以成佛。这种结构的逻辑就是依照佛所讲的文字般若，令大家去体悟佛法的实相般若；再依照悟到的实相般若，引导众生进行内心观照；最后，再以观照的结果佐证实相般若。这样的结构关系，旨在展示学习菩萨入世度人精神的方便之门，以劝令众生发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听你这么说，《金刚经》还是解决心的问题。”张其金看了袁心怡一眼，说道：“我现在终于明白学习佛法，首先应该知道佛法能解决什么问题。发菩提心，为修习菩萨道的根本；而‘降伏其心’则又是发菩提心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降伏其心’，是《金刚经》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大乘佛法修行的目的。”
“从《金刚经》的主题来看，这部佛法是要解决‘心’的问题。”袁心怡看了张其金一眼，继续说道：“心是孕育一切快乐的母体，也是产生一切烦恼的根源。心出了问题，无边的痛苦就会接踵而来。释迦牟尼当初游四门，看见生老病死，不知道原因何在，因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痛苦和悲悯。所以，他出家修行直到悟道的根本目的，就是在解决这个‘心’的问题。最后，他发现了解开‘心结’的窍门，便在菩提树下顿悟得道。经过自己多年的反复验证，佛终于把自己解决‘心结’的经验总结出来，找了一个恰当的时机传授给众人，那就是这部《金刚经》。”
张其金接过袁心怡的话题来说：“《金刚经》提出‘降伏其心’，就是要降伏在我们心中造成不安的烦恼因素。说‘降伏其心’，似乎很简单、很容易。但是，究竟起来，众生的心实在是很难降伏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里，总有一些欲望、希望、利益或追求，总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变化迅速的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知识膨胀，欲望也跟着强烈起来，人的心也越来越难降伏。欲望是众生的本能，没有欲望，便无所谓生命。众生的心难降伏，便是由于各种欲望的蠢蠢欲动。”
袁心怡说：“你说得没错，但‘降伏其心’并不是强制禁欲，更不是硬性洗脑，它需要借助引导教育来完成超越一切欲望的智慧飞跃。如何降伏呢？文字般若显示，要把‘心’打开，同整个宇宙通达起来，不要执着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相对狭隘的时空观念。人之所以产生烦恼，是因为人的感官在心中生出许多虚妄的表象，左右了人的见解、行为，所以才有诸多的烦恼。如果能以超越一切的大智慧，识破假相，通达无我，‘心’就自然降伏了。”
袁心怡讲到这里，停了一下，接着说：“由于这些欲望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所听、所感中，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所在，但也是修行最方便下手的地方。佛的‘般若’妙法，也正是从解决这些问题入手，让听经的众生有切身的体会，也容易使大家将体会来的佛法，运用到日常实践中。”
“金刚经在实践中，的确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人的三观，即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因为在大街上卖柴时听到了一位居士诵读《金刚经》中的‘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开悟的。那么，你对《坛经》也有所研究吧？”张其金问袁心怡。
袁心怡点了点头，说道：“《坛经》是佛教三藏十二部中唯一以‘经’闻名于世的中国着作，它是对禅宗六祖慧能禅学精髓的记述。佛教自印度传来东土，禅学也随着传入，但在印度只有禅学而没有禅宗。中国的禅宗传说是菩提达摩祖师创立的，而实际上，禅宗真正的开创者是唐朝时的慧能大师。”
“这我知道。唐仪凤年前，韶州刺史韦璩邀请慧能大师到韶州城说法，当慧能在大梵寺施法坛传法时，弟子法海把所讲的记录了下来，这就是后世禅宗的宗经《坛经》。但具体的由来我就不怎么清楚了。”张其金说。
“说到《坛经》的由来和内涵就富有意思了。”袁心怡说:“慧能在得到五祖弘忍传授的衣钵后，到南方、韶州一带弘法多年，后来住在曹溪宝林山中，在这里扩建寺院，广招弟子，弘扬顿悟法门三十多年，南禅宗逐渐发展壮大。韶州刺史韦璩一向知道慧能精通佛法，于是在仪凤年间邀请慧能大师到韶州说法。当慧能在大梵诗法坛传法时，令弟子法海把所讲的内容记录了下来，经过整理，就成了后世流传的《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也就是《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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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坛经》来源的通常说法，但据考证，成文的《坛经》问世是在慧能圆寂之后，而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坛经》版本——敦煌本，是在慧能圆寂几十年之后才问世的，流行最广的是宗宝本，更是在元代才出现。后世流传较广的有四种版本，但无论哪个版本，其主旨都是一致的。”张其金对袁心怡说。
“看来你对佛学也是颇有研究。”袁心怡对张其金说:“哪你也一定知道《坛经》的内涵了，不需要我跟你讲了吧！”
“这个还真不知道，还是麻烦你讲一下吧！”张其金谦虚地说道。
袁心怡说：“《坛经》之所以能成为禅宗的经典，除了因为它提出了顿悟法门之外，还因为它广泛地吸取了许多大乘经典的精华，综合而成一种新的佛教观，使佛教进一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坛经》是以语录体的形式写成的，评言浅显易懂，尤其易为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这为禅宗理论的推广奠定了基础，***曾经称‘坛经’为劳动人民的佛经。虽然《坛经》的语言简单易懂，但是讲述的佛理却并不简单。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对唐代形成的各大宗派，如天台、唯识、华严、净士等都有所涉及，而又提出自己新颖独特的观点，这就使得学法者易于比较各大宗派的异同，从而看到了禅宗在佛教中的突出地位。”
袁心怡讲到这里，看了一眼张其金继续说：“总之，《坛经》是禅宗的灵魂所在，没有《坛经》，就没有顿悟法门的流行，就没有即心即佛观的推广，也没有各种灵活多样的参禅方式。失去了这些理论基础，后来五家七宗的禅宗流派也就难以存在了。但你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印度传来的佛教，与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许多矛盾。例如清净无为的思想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冲突，出家修行与传统孝悌思想的矛盾，使得佛教最初在中国的传播屡屡受挫。于是佛教中国化成了佛教在中国传法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禅宗是佛教多个宗派中中国化最成功的宗派，《坛经》的出现则标志着佛教彻底的中国化。”
“我知道，从思想上看，《坛经》抛弃了成佛路上的种种外在障碍，认为要想成佛，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修心。‘清净心即是佛心’、‘但心清净，即是西方’，佛和净土都只是一种心境，不能外求。在《坛经》中，普通人和佛的距离被大大拉近。每个人的自性里都有佛性，在这一点上，凡人与佛是完全平等的。成佛也就是观照自心，发现自己心性中的佛性。那在制度方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张其金问袁心怡。
袁心怡说：“从制度上看，以《坛经》为根本经典的禅宗，远离城市，走向山林，发展出具有宗门特色的丛林制度。在丛林中，僧人们自己耕作，自给自足，摆脱了对外界社会的依赖。同时，禅宗抛弃了传统佛教繁琐的各种佛教礼仪及苛刻的修行方式，将生活与修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样使佛教真正在中国农耕社会中扎下了根基。”
张其金接着说：“那就是和释迦牟尼佛一样，慧能大师首先是一位佛教实践家，而不是佛学理论家。所以《坛经》打破了种种概念体系，而特别讲究实际修行。禅宗的修行和其他宗派不一样，它把目光放在了人世间。‘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平常心即是道。一切修行都落实在修心上，至于外在的形式，如打坐、念佛等等都可以不要，唯一要做的是保持自己内心的清净。”
“你说的很对，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示下，后世的禅师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参禅方式。禅宗的公案虽然是由文字写成，但它的真正意义正在于破除文字。以‘德山棒’、‘临济喝’为代表的开示法或接引法，一改传统的坐在禅堂里静坐的方式，变得轻松活泼，极尽变化之能事。禅师的一举一动，看似无意为之，其实都含着禅宗的大智慧。正因为这些创造性的变革，禅宗完美的融合进了中国社会。所以到了唐宋年间，士大夫参禅成为普遍风尚，例如王维和苏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士大夫的参与，《坛经》的思想境界渗入到文学艺术之中，革新了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在《坛经》看来，一花一叶，皆是菩提，山林佛教的宗风使人们来到大自然中，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进入无我之境。这种意境突出表现在唐诗和宋元山水画中，这些作品空灵淡远，形成了一种含蓄空蒙的审美境界。禅宗所倡导的虚静空灵之美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心怡说道。
张其金听袁心怡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说：“袁心怡，听你这么说，让我认识到佛陀说《金刚经》的目的，其实就是教导大家去追求终极意义，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撑与动力，给自己的人生树立坚定的信仰，用坚定的意志力来摆脱一切烦恼，来降伏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