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因为李杰的介入，兴学的脚步直接提前了二十余年。

李杰之所以提前揭开兴学的大幕，也是为了科举改革做铺垫。

宋承唐制，科举方面亦是如此。

唐代科举的主要是明经科和进士科，自唐一来，明经不过是帖书、墨义，考量的是士子的背诵能力。

众所周知，死记硬背是行不通的。

也正因为如此，进士科方才成为科举中最重要的一科。

在进士科上，宋同样沿袭唐朝旧制，重诗赋，而轻经义。

诗词歌赋，讲究的是文辞华丽，对仗工整，换句话说，诗赋是华而不实。

依后世的眼光来看，这种取士方式肯定是不合理的。

选取中央储备干部，只考诗词歌赋，不考实务，合理吗？

不合理！

不过，若是加上时代因素，重诗赋，也有一定的逻辑。

古代的识字率非常低，这是公认的事实，能够接受教育的，最少也是小地主阶级。

普通的农民子弟，几乎没有读书的机会。

毕竟，供养一个读书人的开支可不小。

笔墨纸砚，书本费，拜师的束脩，远游的费用等等，普通之家根本无力负担。

更别说男丁，本就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

读书科举是要脱产学习的，本来能够产出的劳动力，不仅不参加劳动，反而去读书。

这一出一进，差距可不小。

因此，能够接受教育的大多是中上层的子弟。（当然，也有个例，凡事无绝对嘛，但个例不足以否定总体规律）

然后，这些出身不错的读书人，再历经一轮又一轮的筛选，最后留下的，即便有些滥竽充数的，其数量也不会太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见识和阅历，和他身处的阶级也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以诗赋取士，这一看似荒唐的标准，实际上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以陈正道。”

待到众人重新归位，李杰试探性的抛出了改革学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