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凡尔登，杜奥蒙堡（Fort Douaumont）。

这座一战时期凡尔登绞肉机战役中最臭名昭着、争夺最惨烈的堡垒，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和冰冷的水泥工事，如同一个被遗忘的巨人骨骸，沉默地匍匐在初冬萧瑟的土地上。

寒风卷着细雪，穿过破碎的混凝土和扭曲的钢筋，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无数亡魂在低语。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铁锈、硝烟和某种更深层的、无法散去的血腥与绝望的气息。

选择在这里进行谈判，本身就充满了冰冷的、属于胜利者的讽刺意味。

堡垒内部一个相对完整、但依旧阴冷潮湿的大厅里，生起了几个铁皮火炉，勉强驱散着深入骨髓的寒意。一张简陋的长桌摆放在中央，上面甚至连一块像样的桌布都没有。

长桌一侧，坐着来自“不干涉委员会”提议方的代表。

奥托·韦尔斯，今天的他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社会民主党人惯有的、精心修饰过的沉稳与务实表情。

但镜片后的眼睛却锐利而冷静，时刻评估着一切。他身旁坐着几位表情严肃的德国外交部官员和军事顾问。

奥匈帝国代表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则显得格格不入。

这位奥地利祖国阵线的其中一位创始者、着名的反社会主义威权主义者，穿着老派的双排扣礼服，下巴微扬，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倨傲和对周遭环境（尤其是对面的人）的轻蔑。

他双手交叠放在桌上，指节用力得有些发白，显然极力压抑着内心的不耐与反感。

长桌另一侧，则是被要求“停止干涉”的三方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