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工作，远非简单的抄录与校勘。

这一日，他负责审核“舆地门”中“江南道·镇江府”部分的一批稿件。稿件由一位名叫吴思贤的翰林编修初步整理完成，内容主要涉及镇江府历代沿革、山川形胜、名胜古迹。

表面看来，文稿引证丰富，文笔流畅，并无明显纰漏。但林霄在核对一条关于城西“蒜山”的典故时，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稿件中引用了《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蒜山，在城西三里，临江绝壁，相传汉末周瑜与诸葛亮于此议拒曹公，谋算于此，因名。”这似乎是再寻常不过的地理典故引用。然而，林霄记得自己此前在整理另一批前元文人笔记时，曾看到过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他立刻起身，在密集的书架间穿梭，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和数月来对库藏典籍的熟悉，很快便找到了那册名为《至顺镇江志》的残本。翻至相关篇章，果然看到上面记载着：“蒜山，旧名算山，或云晋代某隐士精于算术，结庐于此，故名。其地险要，南朝时尝为屯兵之所。至唐末，始有附会周郎、诸葛事者，盖因山势临江，便于观览形势耳，然考之正史，二人未尝至镇江，此说实为后人穿凿。”

两相对照，差异立现。《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而《至顺镇江志》为元朝所修，后者时代更晚，且明确指出“周瑜诸葛亮蒜山定计”之说为唐末后人附会穿凿。吴思贤在整理稿件时，显然看到了这两种记载，但他却选择了传播更广、也更富戏剧性的前者，而对后者的辨正之说只字未提，甚至未加任何考辨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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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平时，这或许只能算作学术上的疏漏或偏好不同，并非大奸大恶。但在编纂《洪武大典》这等“盛世修典、彰显文治”的重大文化工程中，这种对史料缺乏严谨考辨、甚至有意无意忽略不利于“名人效应”记载的做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在涉及诸葛亮这等被历代君王推崇为“忠臣楷模”的人物事迹时，更应谨慎。

林霄不动声色，继续仔细审阅吴思贤负责的其他部分稿件。

很快，他又发现了几个类似的问题：在记述某处南朝古寺时，吴思贤大肆渲染其与某位帝王（非本朝）的渊源，却略去了该寺在元末曾遭兵燹、部分建筑为前朝遗老集资重建的记载；在收录当地文人诗词时，明显偏好辞藻华丽、歌功颂德之作，而对一些反映民间疾苦、风格沉郁的诗文选择性忽略。

这些看似零散的“瑕疵”，汇聚在一起，却隐隐勾勒出这位吴编修某种趋利避害、迎合上意的学术倾向，或者说，是一种缺乏求真精神、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式。

林霄的嘴角泛起一丝几不可察的冷笑。他想起此前偶尔听同僚闲聊，提及这位吴编修出身江南书香门第，家族与朝中某些清流官员关系密切，其本人亦以“才思敏捷、善于属文”着称，颇得孙耀宗的赏识，被视为有望在本次大典编纂中脱颖而出、进而获得升迁的“潜力股”。

“才思敏捷……善于属文……”林霄心中默念：“怕是更善于揣摩风向、粉饰太平吧。这等人物，若在太平年月，或可做个合格的词臣，但在如今这暗流涌动之际，其心性如此，将来若居要职，恐非社稷之福。小辫子+1，记下了。”

他并未立刻对稿件提出质疑，而是如同往常一样，取过自己那本厚厚的、外观与普通读书笔记无异的特制册子，翻到特定页数，用只有自己能完全理解的混合了简体字、拼音首字母和特殊符号的密写方式，简要记录了发现的问题：“镇江稿，吴思贤，蒜山典故取舍存疑，略元志辨正，或有迎合‘忠贤’叙事之嫌。另，文风偏好浮华，略民生疾苦。其人学术严谨性待察。”记录完毕，他合上册子，将其与一堆待校的书稿混在一起，毫不起眼。

这只是编纂日常中的一个微小插曲，却让林霄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在这看似纯粹的文化事业中，也充满了各种微妙的人心算计与利益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