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师傅的钟表铺虽然不常来，但偶尔会托人送些修好的旧零件——是从前线退下来的电台零件，王师傅修好了，让他们转送给游击队。有次王师傅亲自来，手里拿着个修好的收音机：“这收音机你们留着，能听前线的消息，比看报快。我已经调好了频道，晚上八点，能听北平那边的广播，说的都是真事，不是报纸上那些糊弄人的话。”
小主，
二月中旬，长城抗战的消息越来越紧。报上每天都有伤亡数字，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东北军在古北口、中央军在冷口，都在跟日军激战，伤亡惨重，急需药品和棉衣。朱成碧和陈玄加了倍准备物资：冻豆包从每天五十斤加到八十斤，小米从三十斤加到五十斤，还从药铺买了些治感冒、发烧的草药——柴胡、甘草、金银花，用“防潮诀”护着，藏在腌菜坛底，一起送到救济站。
有天下午，刘先生突然来了，脸色很沉，进门就说：“成碧，陈玄，不好了！日军在长城沿线增兵了，还动用了飞机轰炸，咱们上礼拜送过去的棉衣和粮食，有一半在半路被炸毁了——司机说，炸弹落在旁边，车都翻了，还好人没事，就是物资没了。”
他坐在板凳上，喝了口热粥，才缓过点劲：“还有个更坏的消息，南京政府好像有和谈的意思，听说要派代表去跟日本谈判，叫什么‘塘沽谈判’。这要是谈成了，咱们的弟兄们在前线流的血，岂不是白流了？”
朱成碧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怎么能谈判呢？咱们的土地被占了，弟兄们在前线流血牺牲，怎么能跟鬼子和谈？这不是卖国吗？”
陈玄捡起针线，递给朱成碧，声音却很平静：“不管他们谈不谈，咱们的物资该送还得送。弟兄们在前线拼命，咱们不能让他们寒心。刘先生，你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办法——我联系了上海周边的几个粮商，都是李老板介绍的，他们愿意以低价提供粮食；布的话，李老板说能再找些布商合作，多准备些物资，就算路不好走，也得想办法送过去。”
刘先生点了点头，眼里有了点光：“我也在联系租界里的爱国商人，他们愿意捐钱，咱们能多买些药品和棉衣。运输路线的话，我让司机绕着乡下走，避开日军的岗哨，虽然远了些，但安全。”
接下来的几天，朱成碧和陈玄忙得脚不沾地。陈玄去了趟上海周边的太仓、昆山，跟粮商们谈粮食的事——粮商们都是中国人，听说要给前线送物资，都愿意低价卖，有的还愿意免费送些杂粮。朱成碧则留在膳房，跟张婶她们一起缝棉衣，还教她们怎么在棉衣里缝暗袋，能装些干粮和药粉——弟兄们在前线，有时候来不及吃饭，有干粮能顶饿；受伤了，有药粉能止血。
三月初，第一批新筹备的物资终于送了出去。五十袋小米，三百件棉衣，两百斤冻豆包，还有几箱草药，装了十辆板车，由阿强和五个挑夫护送——阿强说“我去过一次，熟路，能避开日军的岗哨”。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朱成碧和陈玄站在巷口，看着板车消失在雾里，朱成碧手里还拿着件刚缝好的小棉袄：“希望能平安送到，希望弟兄们能穿上暖和的棉衣，吃上热乎的豆包。”
陈玄握住她的手，指尖的仙力传来温热的感觉：“会送到的，阿强机灵，路线也安全，放心吧。”
三月中旬，《申报》上刊登了《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地区，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消息传来，上海的街头一片哗然。学生们举着“反对卖国协定”“还我河山”的标语，在南京路上游行，喊着口号，声音震天响，却被军警驱散，不少学生被抓，有的还受了伤。
朝歌膳房里，大家都沉默着。阿福手里的报纸捏得皱巴巴的，眼圈通红，声音带着哭腔：“怎么能签这种协定呢？这不是卖国吗？咱们的弟兄们在长城流了那么多血，砍了那么多鬼子，难道都白流了？那些当官的，就不想着打鬼子吗？”
张婶叹了口气，手里的针线慢了下来，针脚都歪了：“唉，这世道，苦的还是老百姓和前线的兵啊。咱们小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大事，能做的，也只有多送点棉衣和粮食，让他们别冻着饿着——至少，咱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朱成碧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更多的小米倒进锅里，熬得更稠了些——难民们听到消息，肯定更难过了，得让他们喝口热粥，暖暖身子。她知道，就算政府和谈了，前线的弟兄们还在受苦，难民们还在挨饿，她的援助不能停——停了，就真的没希望了。
四月初，天气渐渐暖和起来，雪化了，巷子里的泥路变得难走，踩一脚，能沾满鞋底的泥。阿强从长城前线回来了，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左臂用布条缠着，上面还沾着点血——是在运输物资的路上，遇到了日军的散兵，他和挑夫们躲在草垛里，被发现了，幸好跑得快，只是被流弹擦了下胳膊。
他进门就喊：“陈老板，陈太太，我们把物资送到了！张营长还托我带了封信！”说着，从怀里掏出个用油纸裹着的信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朝歌膳房 陈老板 陈太太 收”。
朱成碧赶紧接过信，拆开，里面是张粗糙的草纸，字迹虽然歪，却很有力：“多谢朝歌膳房的各位乡亲，棉衣很暖，豆包很甜，弟兄们穿上棉衣，再也不用冻得睡不着觉了。我们在长城，每天都在打鬼子，就算政府和谈了，我们也不撤——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跟鬼子拼到底。等赶走了鬼子，我一定带着弟兄们去朝歌膳房，喝小米粥，吃冻豆包，跟你们好好聊聊长城的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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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还夹着片干枯的枫叶，是从长城上摘的，边缘有点卷，却还保持着红色。阿强说：“张营长说，这片枫叶代表他们的心意，让你们知道，他们还在打鬼子，没放弃。”
朱成碧看着枫叶，眼泪掉了下来，滴在枫叶上，晕开一小片湿痕。陈玄拍了拍她的肩，没说话，只是把枫叶小心地夹进账本里——账本里，还夹着去年老顾送的野菜干、王师傅送的零件、难民们送的感谢信，都是他们这几年的念想。
接下来的日子，虽然《塘沽协定》签订了，但上海的局势并没有好转。日军在租界里的势力越来越大，街上到处都是卖日货的店铺，日货比国货便宜，不少人都买日货，国货商铺的生意越来越差，有的甚至关门了。
李老板的布庄也受到了影响，布价涨了又涨，买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天都卖不出一匹布。伙计们都劝李老板：“老板，别做了，赔本啊！”李老板却摇头：“不行，朝歌膳房还需要布做棉衣，难民们还需要布做衣裳，就算赔本，也得做——我是中国人，不能看着自己人受冻，却去卖日货。”
朱成碧和陈玄也开始想办法节省开支。膳房的腌菜生意不如以前，他们就减少了腌菜的制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准备援助物资上；后院的一小块地，之前种着些花草，现在被开垦出来，种上了蔬菜——白菜、萝卜、青菜，都是好养活的，既能自己吃，也能分给难民，省点买菜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