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店老板坐在地上，看着撒在地上的米，眼泪掉了下来：“关了店，我一家老小怎么活啊……”

“这世道，做买卖的难，逃难的更难。”朱成碧轻声说，指尖冰凉。

陈玄握住她的手，仙力传来些许暖意：“李老板的布没了，咱们就用旧衣服改棉衣；米不够了，就去郊外挖野菜掺着煮。总会有办法的，别慌。”

七月的一天，天阴得像要下雨，却没掉一滴泪。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朝歌膳房。他的左臂缠着绷带，渗着血，脸上有块烧伤的疤痕，从额头一直延伸到下巴，看着有些吓人。

“能给口饭吃吗？”年轻人的声音沙哑，像是被烟熏过。

朱成碧递给他一碗粥，又拿了个冻豆包。年轻人接过，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差点噎着。缓过劲后，他才说自己叫阿贵，是从东北土龙山逃来的。

“日军强征我们去修机场，把我们关在茅草棚里，吃发霉的高粱米，每天干十五个时辰的活，”阿贵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有人累死了，就直接埋在机场底下，连块碑都没有。我们暴动那天，我爹为了掩护我，被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我逃出来时，身上还带着弹片，走了三个多月才到上海。”

他从怀里掏出块染血的粗布，上面绣着个极小的“安”字，布边已经磨得毛糙。“这是我在飞机堡的废墟里捡的，”阿贵的眼泪掉在布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应该是你们缝的棉衣碎片吧？张营长他们在长城打鬼子，我们在东北也在拼，可为啥日子还是这么苦？为啥鬼子还没被赶走？”

朱成碧接过布片，小心地收进账本里——账本里还夹着去年的枫叶和张营长的信。“因为我们还没放弃，”她轻声说，“只要有人还在拼，有人还在帮，就有希望。就算希望再小，也能撑着人活下去。”

那天晚上，陈玄把后院的柴火棚收拾了一下，铺了层稻草，让阿贵住了进去。阿贵会修农具，第二天就帮着膳房修好了漏水的粥锅，还在院角搭了个简易的灶台，让难民们能自己煮点热水。

入秋后，旱情没缓解，时局反而更乱了。日军在淞沪沿线修工事，强征民力，不少青壮年被拉去挖战壕，有的再也没回来。闸北的特务越来越多，经常半夜破门查户，手里拿着“可疑人员名单”，见了名字对得上的，就直接抓走。

有次特务查到了朝歌膳房，那天陈玄正好出去联系粮商，朱成碧正带着张婶和几个难民熬粥。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踹开门，身后跟着几个伪军，手里的军刀在灯光下闪着冷光。

“谁让你们私开粥厂的？”日本人指着锅里的粥吼，口音生硬，“全是共党探子！把粥掀了，人都带走！”

一个伪军上前就要掀锅，袁阿婆突然扑上去抱住他的腿，哭喊着：“别掀！这是孩子们的命啊！他们一天就吃这一碗粥，掀了他们会饿死的！”

伪军一脚把袁阿婆踹开，袁阿婆撞在腌菜缸上，额头流出血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朱成碧眼里冒火，指尖的仙力几乎要破体而出——她能让这些人瞬间倒地，但这样一来，膳房就会被盯上，难民们也没了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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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巷口传来杜先生的声音：“太君，误会！这是我的产业，救济难民是租界允许的，我有备案。”

杜先生穿着西装，手里拿着个公文包，快步走进来，递上几盒日本烟，又悄悄塞了些银元给日本人。“这些都是安分的老百姓，不是什么共党，”他笑着说，“要是太君不信，可以去租界的工部局查备案，绝不会给太君添麻烦。”

日本人收了烟和银元，脸色缓和了些，对着伪军摆了摆手：“走！”

等人走后，杜先生擦了擦汗，对朱成碧说：“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日军在修吴福线、锡澄线的防御工事，早晚要动手，你们得早做打算，最好找个隐蔽点的地方，别太显眼。”

朱成碧点了点头，扶起袁阿婆，用布条帮她包扎额头：“谢谢您，杜先生。我们会小心的。”

十月的一天，终于下了场小雨，淅淅沥沥的，打在屋檐上，发出沙沙的响。雨不大，却缓解了些许旱情，巷口的老槐树也冒出了几片新叶。但这雨，却没能浇灭民间的苦难。

阿贵从码头回来，脸色很难看，“长江里漂着不少尸体，都是逃荒时翻船的难民。有个船家说，最近这段时间，每天都能看见十几具尸体，有的还抱着孩子，手里攥着半块干粮。”

朱成碧听了，心里发沉，转身把缸里剩下的米全倒进锅里，又加了些野菜和红薯干，熬了一大锅粥。刚把粥端出去，就看见个穿破棉袄的女人抱着孩子，跪在巷口的石板路上，手里举着个木牌，上面用炭笔写着：“卖女，换半袋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