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跟李大夫说，他是个好人，肯定愿意帮忙。”朱成碧点头，心里却有点急，李大夫的诊所很小，平时也就备些治感冒、发烧的药，消炎药肯定不多。

“还有件事。”老吴从怀里掏出个信封，信封是牛皮纸做的，上面没写字，“国军第88师的赵营长，昨天找到我，说他们在江湾布防，战士们啃的都是干硬的青稞饼，有的战士牙都崩裂了，问能不能也帮着烙点葱油饼。他知道咱们给八路军送粮，没说啥，只说‘都是打鬼子的队伍，该帮就帮’。”

朱成碧愣了愣，随即笑了。她之前总听说国军和共军不对付，现在看来，在打鬼子这件事上，大家的心是齐的。“行，葱油饼我们烙，你跟赵营长说，三天后一起送过去，不会误事。”

老吴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点笑意：“我就知道你会答应。赵营长是个硬汉子，去年在长城抗战，跟鬼子拼过刺刀，胳膊上挨了一刀，现在还留着疤。他手下的兵也都是好样的，在江湾挖战壕，天天下雨，战壕里全是水，他们就站在水里守着，没一个人退。”

朱成碧听着，心里暖了些。这乱世里，总有人在为这片土地拼命，不管是穿灰布军装的，还是穿蓝布军装的。

接下来的三天，朝歌食肆成了临时的“物资坊”。朱成碧几乎没合过眼，白天烙给八路军的压缩饼，晚上烙给国军的葱油饼。压缩饼要烙得硬实，能放久；葱油饼要烙得软，得抹猪油，这样才香。猪油是周木匠跑了三趟油坊才换回来的，油坊的李老板听说给前线战士用，本来要收五块银元，最后只收了两块，还多送了半勺，说“我儿子也在国军，在南京当兵，算是我替他尽份力”。

张婶带着巷子里的媳妇们来了。张婶是个胖妇人，脸上总带着笑，可眼睛里藏着愁——她丈夫被鬼子抓去做劳工，去了三个月，没捎过一封信回来。她们手里拿着旧棉衣，都是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的，有的还带着体温。“我们把棉衣拆了，重新缝成小棉垫，战士们揣在怀里，能暖点。”张婶边说边拆棉衣，线头掉了一地，“有的缝‘八路’，有的缝‘国军’，都在边角绣了朵五角星，好看，也吉利。”

媳妇们里有个叫小翠的，才十八岁，丈夫是国军士兵，上个月在罗店牺牲了。她没哭，只是缝棉垫的时候手更紧，针脚也更密，说“我多缝一个，就能多暖一个战士，也算替我丈夫多打一个鬼子”。

李大夫也来了。他的诊所就在巷口，平时人不多，现在却挤满了伤员，大多是从江湾撤下来的国军士兵，有的腿断了，有的胳膊受了伤，只能躺在地上，连块干净的布都没有。他把诊所里仅剩的三盒消炎药、五卷绷带都捐了出来，分装在两个木盒里，左边的木盒贴了张红纸，写着“八路军”，右边的贴了张黄纸，写着“国军”。“这些药不多，却能救急。”李大夫擦了擦眼镜，镜片上沾着灰，“昨天有个士兵，腿上中了枪，没药治，只能用开水烫过的布裹着，疼得直喊，我看着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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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碧把药盒收起来，放在灶边的柜子里，锁得严严实实的。“谢谢您，李大夫，等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还您。”

“不用还。”李大夫摆了摆手，“都是中国人，该帮的。你们给战士送饼，我给战士送药，都是为了打鬼子。”

第三天傍晚，赵营长派来的人到了。是个叫小马的年轻士兵，看起来才二十岁左右，脸上还带着点婴儿肥，军帽戴得有点歪，帽檐下露着几缕黑发。他穿着件灰布军装，上面沾着泥污，裤腿还湿着，显然是从江湾一路跑过来的。“朱老板，赵营长让我来拉物资，他还说，谢谢您愿意帮我们烙饼。”小马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点喘气，“之前我们找了好几家铺子，都怕惹麻烦，不敢接，只有您愿意帮我们。”

朱成碧笑着让他坐，阿福端来碗热水，小马接过，一口气喝了大半碗，才缓过劲来。“你们快别客气，你们在前线拼命，我们在后方做点饼，算不得什么。”她领着小马往后院走，后院里放着那辆木车，暗格已经打开了，左边装着给八路军的压缩饼、当归和马齿苋，右边装着给国军的葱油饼和棉垫，满满当当的，看着就踏实。

“这么多！”小马眼睛亮了，像看见糖的孩子，“战士们肯定高兴坏了。上次吃热饼，还是上个月在无锡的时候，现在天天啃青稞饼，硬得能硌掉牙，有的战士都不敢用力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