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家庭支持网络：离双方父母的远近、社交圈重建难度。（权重：15%）

5.个人偏好与价值观：对城市/乡村生活的倾向、对挑战与稳定的偏好、对回国报效的考量。（权重：10%）

然后，他们为每个学校在每个维度上进行打分。这个过程充满了激烈的讨论。

“A校学术平台无疑是顶尖的，但对苏苏的成长，这种高压、高消费的环境真的是最好的吗？”苏念晴质疑。

“B校生活成本低，压力小，但学术圈相对封闭，我们这种交叉研究能否得到足够支持？”顾言澈提出担忧。

“C校的双职工方案解决了我们最大的后顾之忧，但‘学术近亲繁殖’的风险、以及未来万一 一人发展不顺对另一人的影响，需要评估。”

“D校……回国，离父母近，文化认同感强，但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工作节奏，我们是否已经完全适应？苏苏的教育体系转换也是问题。”

打分、计算加权总分。然而，冰冷的数字并不能直接给出答案。当几个选项的分数非常接近时，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那些无法量化的“内心感受”和“核心价值排序”。

深夜，讨论暂告一段落，两人站在窗前，看着查尔斯河的夜景。

“你还记得我们刚来波士顿时，在未名湖边说的话吗？”苏念晴轻声说，“我们说，要一起努力，在更高的地方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