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 Kremlin 的几次非公开会议邀请，都借口身体状况推脱了，表现出明显的回避和不安。”“迷雾”汇报道。

武振邦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

“一个被旧日幽灵缠绕，又感觉即将被新时代抛弃的老家伙……这是最好的突破口。

我们不能直接接触他，那会吓到他。要找合适的人，用合适的方式，给他递一把梯子，让他觉得，爬下来比挂在墙上等死要强。”

很快，一些经过精心筛选的“信息”，通过几条互不关联的隐秘渠道，开始悄然流向谢尔盖及其核心圈子的耳中。

有时是某位与谢尔盖有旧的东欧国家退休外交官，在“偶然”的私人聚会中，感慨“时代变了，大国博弈下，地方实力派若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终究会沦为牺牲品，就像历史上无数次上演的那样”。

有时是某份看似客观的国际关系分析报告，通过第三方送到谢尔盖的案头，其中隐晦地分析了在全球化（南盟主导版）背景下，资源型地区寻求更大自治权甚至独立发展模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列举了一些“成功案例”。

更有甚者，一些来自远东地区、深受谢尔盖信任的地方官员，开始在私下汇报中，有意无意地提及：

“委员同志，南盟的代表私下表示，他们非常欣赏您在远东的治理能力，认为如果……如果远东能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与南盟进行更直接、更深入的全面合作，这里的发展潜力将是无限的。

他们还暗示……莫斯科某些高层，对您近年来的‘保守’和‘未能有效遏制南盟影响力’已经颇有微词……”

这些信息，如同水滴石穿，一点点侵蚀着谢尔盖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

它们没有直接劝说他背叛，只是不断放大他内心的恐惧——对 Kremlin 的恐惧，对被抛弃的恐惧——同时，又在他面前若隐若现地勾勒出另一条道路：

一个依靠南盟，掌控远东，摆脱莫斯科束缚，甚至……成为一方诸侯的可能性。

独立？这个念头在过去是他想都不敢想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