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号饭？想得美！园区不养闲人！干不了活就别吃！”这是打手们统一的回答。

饥饿，成为了对付疾病的第一道枷锁。

接着，一个被称为“医生”的人出现了。那是一个穿着皱巴巴白大褂、眼神冷漠、总是戴着口罩的中年男人。他很少说话，每次出现都带着一个脏兮兮的出诊箱，由一个打手陪着。

他的“诊疗”过程简单而粗暴。用手电筒照照喉咙，用额温枪随便量一下体温（那额温枪甚至可能都没校准过），然后大多情况下，就是从箱子里拿出几片最便宜、或许早已过期的抗生素或退烧药，粗暴地扔给病人，或者直接让病人就着脏水吞下。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

他的眼神里没有丝毫医者的怜悯，只有一种看待物品损坏程度的评估和冷漠。仿佛他来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进行一项简单的故障排查。

而对于那些吃了药依旧不见好，或者病得实在太重、完全无法工作的，“医生”会皱皱眉，对陪同的打手摇摇头，或者低声说一句：“这个不行了，没用。”

这句话，往往就意味着判决。

陈默就曾亲眼看到，同宿舍一个发烧烧得浑身抽搐、胡话不断的年轻人，在被“医生”判定为“没用”之后，当天晚上，就被两个打手用破毯子一卷，直接拖出了宿舍，任凭他微弱的哀求和无意识的呻吟消失在走廊尽头。

那个人，再也没有回来。

他的铺位，很快被清理干净，仿佛从未有人存在过。

“消失”的恐怖，与流感的阴影交织在一起，让整个园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培养皿和停尸房的结合体。

陈默靠着年轻和一股不愿就此倒下的狠劲，硬生生扛着。他烧得最厉害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冰火两重天，头痛欲裂，喉咙如同吞刀片，每一次咳嗽都震得胸腔生疼。但他死死咬着牙，强迫自己爬起来，去工位，拿起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