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芮从隔音室出来，眼睛红红的，却带着笑意：“谢谢林老师，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这么唱歌。”她手里拿着张纸，是刚才在休息时写的，“这是我想加的和声，您看看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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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夏接过纸，上面用铅笔写着简单的音符，旁边标着“像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像雨滴打在玻璃上”。他笑了，想起老周总说，最好的编曲不用乐理书教，用心听就行。“很好，就按这个录。”

送走他们，林夏瘫在椅子上，看着墙上贴满的录音日程表。红色的标记密密麻麻，下周要录摇滚乐队的单曲，主唱是个性子火爆的小伙子，上次因为吉他音色不对，差点砸了录音棚；下下周是民谣歌手的专辑，歌手要求必须用 analog 设备，说数字录音“没有灵魂”；中间还要抽时间去给选秀节目当评审——那份工作是公司硬塞给他的，说是能提高曝光度，可他实在受不了选手们对着镜头哭诉说“为了音乐梦想吃了多少苦”，转头却连基本的乐理都不懂。

手机响了，是老周打来的：“小林，我这儿有个孩子，嗓子条件特别好，就是家里穷，买不起设备，你能不能抽空来听听？”老周退休后在郊区开了家公益录音室，专帮那些有天赋却没资源的孩子。

“明天上午吧。”林夏看了眼日程表，把选秀节目的彩排时间往后调了调，“我带套便携录音设备过去。”

挂了电话，他起身整理调音台，发现苏芮落下了本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是首没写完的诗，字迹歪歪扭扭，旁边画着个简陋的麦克风。最后一页贴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十年前的苏芮，扎着马尾辫，在学校的歌唱比赛上，手里拿着的正是他当年监制的第一张专辑——那是张民谣专辑，销量惨淡，却被业内评为年度最佳制作。

“原来早就见过。”林夏笑着把笔记本放进抽屉，准备下次还给她。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混音台上，旋钮上的刻度反射出细碎的光，像极了他刚入行时，在老录音棚里见过的那些星光——那时录音棚的屋顶有个破洞，晚上录音时能看见星星，老周说“星星听得见好声音”。

下午混缩时，混音师老李突然说：“这版比之前的有魂多了，上周那个编曲简直是毁嗓子，电子音效堆得像座山。”老李是业内的老资格，混过不少经典专辑，现在退休了，偶尔来帮忙，说是“在家待着浑身难受”。

“公司那边要求的，说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这样。”林夏调整着均衡器，“我把副歌的电子鼓换成真鼓了，低频能稳点。”他想起昨天跟鼓手小王打电话，让他凌晨三点来补录，小王二话没说就来了，录完还说“林哥你放心，好音乐值得等”。

老李叹了口气：“想当年我们录一首歌，光找感觉就得耗上半个月，现在倒好，三天出一首，还得兼顾短视频平台的15秒片段。”他指着屏幕上跳动的频谱图，“你看这波形，跟心电图似的，哪像首歌。”

林夏没接话，想起上周去参加的行业峰会，台上的互联网公司高管大谈“音乐工业化”，说要像生产可乐一样生产歌曲，标准化、批量化，还展示了AI生成的demo，旋律工整得挑不出错，却像没有灵魂的空壳。散会时，一个年轻的音乐平台算法工程师拦住他，说“林老师，我其实偷偷在算法里加了您的歌，希望能有更多人听见”。

“林老师，苏芮老师的经纪人刚才发消息，说公司想把副歌部分换成电子音效，说这样更适合跳舞。”小陈拿着手机过来说，语气里带着点无奈，“他们还说，如果您不同意，就换制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