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她笑了，这次的笑容轻松了许多，“那我先走了，你……别熬太晚。”

看着她驾车离去，我心里既温暖又复杂。这就是选择这条路必须面对的——个人生活永远要让位于工作安排。但幸运的是，我遇到的是一个能够理解这种牺牲的人。

周末，我推掉所有应酬，带着秘书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始了密集的基层调研。两天时间，我们跑了三个县区、五个乡镇。

在龙泉县的山村里，我走进一户贫困户家中。低矮的土房，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台旧电视。户主老李患有尘肺病，妻子残疾，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林书记，听说您来了，我……”老李激动得要下跪，我赶紧扶住他。

“该跪下的是我们这些干部！”我握着他粗糙的手，心情沉重，“让老百姓过这样的日子，是我们的失职！”

现场，我要求县里立即将老李一家纳入重点帮扶对象，落实医疗救助和教育补助。同时，我看到了山区发展食用菌种植的潜力，要求农业局牵头，引进技术，打造特色产业。

周日的最后一站是开发区。站在一片待开发的土地上，我对随行干部说：“我们要在这里规划一个创新园区，专门承接省城的科技溢出。土地、政策都可以给最优厚的，但一定要引进真正有技术、有前景的企业。”

晚上回到办公室，我连夜起草《天州市乡村振兴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当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天边已经泛白。

李伟红着眼睛给我端来早餐：“市长，您这样身体会垮的。”

“垮不了。”我接过豆浆喝了一口，“看到那些贫困户，看到开发区那片空地，我就睡不着。天州等不起啊！”

中组部调研组抵达的那天早上，我特意早起整理了形象。镜子里的自己，三十五岁的年纪，眼角已经有了细纹，但目光更加坚定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