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896年的大吉岭，”伊薇特将一杯茶推到我面前，她的手指苍白得没有血色，“当年我和皮埃尔就是在这里喝的最后一次下午茶。”

皮埃尔这个名字让我心头一动——我曾在索邦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过这个名字，他是19世纪末巴黎着名的钟表匠，1898年因妻子失踪案被投入监狱，三年后在狱中离奇死亡。而他的妻子，名叫伊薇特·德·拉莫尔，是当时小有名气的钢琴家。

“您是……”我猛地抬头，却发现伊薇特的身影正在变得透明，她坐过的椅子上，只留下一滩迅速蒸发的水渍。

“我被困在这里太久了，”她的声音从空气中传来，墙上忽然浮现出一幅模糊的影像：一个穿着燕尾服的男人正将一枚怀表递给穿礼服的女人，背景是灯火辉煌的歌剧院，“1898年的平安夜，皮埃尔送我这枚怀表时说，等他完成那只‘永恒之钟’，就带我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可那天晚上，我在塞纳河边等他，却再也没有等到。”

影像突然扭曲，变成暴雨中的河岸。女人抱着怀表在雨中奔跑，脚下一滑坠入河中，怀表从她手中飞出，沉入漆黑的水底。水面上，一个模糊的男人身影匆匆离去，袖口别着的玫瑰徽章在闪电中一闪而过。

“他们说我是私奔了，说皮埃尔杀了我，”伊薇特的声音带着哭腔，房间里的温度骤然下降，茶杯表面结起一层薄冰，“可我只是想告诉他，那枚怀表的齿轮松了，我怕它走不准时间。”

我终于明白，眼前的伊薇特不是活人。她是126年前溺亡在塞纳河中的幽灵，因执念太深被困在河岸附近，日复一日地寻找那枚承载着承诺的怀表。而我手中的《恶之花》里，夹着一张泛黄的旧报纸，上面刊登着1898年12月25日的新闻：钟表匠皮埃尔因涉嫌谋杀妻子被捕，警方在他的工作室里发现了一枚刻有鸢尾花的怀表外壳。

“我知道怀表在哪里，”我站起身，从背包里拿出那张报纸，“根据档案馆的记录，当年的警察在塞纳河下游的淤泥里找到了怀表的机芯，现在存放在巴黎历史博物馆的地下仓库。”

伊薇特的身影重新凝聚，灰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请您帮我把它带回来，”她抓住我的手腕，指尖的冰凉透过衣袖传来，“只要能让皮埃尔知道我没有离开，我就能安心地走了。”

第二天清晨，我来到巴黎历史博物馆。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穿过长长的地下走廊，终于在编号为B-19的玻璃展柜里看到了那枚怀表机芯——黄铜材质已经氧化发黑，齿轮间还卡着细小的水草，机芯背面刻着一行小字：“致伊薇特，时间会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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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将机芯带出博物馆时，天空突然飘起细雨。我抱着机芯快步走向玛黑区，却在圣路易街17号门口遇到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他穿着熨烫平整的西装，胸前别着一枚褪色的玫瑰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