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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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握着话筒，僵在原地。听筒里传来的忙音，像无数根细针，扎着我的耳膜。小卖部老头抬起眼皮瞥了我一眼，又漠然地低下头去。

一块钱，买来了五分钟的通话时间，实际只用了一分多钟。买来了一场赤裸裸的、关于人走茶凉的现场教学。

我不甘心。或者说，是生存的本能逼着我不甘心。

我摸了摸口袋里最后两枚一元硬币，咬了咬牙，投下了第二枚。

第二个号码，是刘薇。曾经的董事长办公室主任，我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精明的女人。她掌握着我几乎所有的行程和私人联络方式，我曾视她为心腹。

电话接通得很快。

“喂，您好？”她的声音依旧清脆干练。

“刘薇，是我。”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求。

“……老板？”她的声音瞬间压低，充满了警惕，“您……您还好吗？现在在哪里？”

“我不太好。”我直接说道，“我需要帮助，刘薇。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借我一点钱渡过难关。”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几乎能想象到她此刻正在飞快地权衡利弊。

“老板，”她的声音恢复了那种职业性的柔和，却带着一种冰冷的隔阂，“听到您的声音，我真的很高兴，说明您没事。但是……借钱这个事情……说实话，我现在也挺难的。您知道的，我刚买了房，每个月房贷压力很大。而且……而且邹总上任后，对公司人事和财务抓得很紧，我们这些老人都被盯得很死……我实在是……有心无力啊。”

她的拒绝，比赵强更“体面”，更“无奈”，却也更加彻底。她甚至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纠缠的余地，直接用房贷和邹帅的压力封死了所有可能。

“我明白了。”我听到自己干巴巴地说。

“老板，您别怪我。”刘薇的声音里甚至带上了一丝恰到好处的“哽咽”，“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您多保重身体，总会好起来的。”

又是一阵忙音。

第二块钱，换来的是更精致的虚伪和更彻底的抛弃。

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一枚硬币了。它在我手心，被汗水浸得湿滑冰冷。

我还记得一个号码。李哲，一个我曾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年轻人，后来进了观澜，我把他当弟子一样培养。他曾经说过，我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绝望中，人总是倾向于相信那些看似最纯粹的情感。

我投下了最后一枚硬币。这是最后的希望，也是最后的赌注。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是李哲的声音，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但背景音有些嘈杂。

“李哲，是我。”我的声音已经带上了无法掩饰的疲惫和沙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