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翰林院不久，陈侍讲便寻了个机会，将他拉至僻静处，低声道：“林贤弟，今日你去内阁，可是遇见了徐阁老？”

林砚点头。

陈侍讲面色凝重：“徐阁老虽未多言，但此事本身便已传递信号。你要小心，近日都察院那边，恐怕不会太平静。”

果然，没过两日，都察院一位素以“风闻奏事”、言辞激烈着称的御史，便上了一份奏折。奏折中并未直接弹劾林砚，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山东正在试行的“以工代赈”。他引经据典，质疑此法“以利诱民，有伤教化”，更凭空揣测“恐有奸猾之徒，借机冒领工钱，虚报工程，耗费国帑”，甚至隐晦地提及“献策者年轻识浅，不谙地方情弊，恐为好大喜功之论”。

这份奏折如同吹响了进攻的号角，紧接着，又有几位御史或给事中跟进，或附和，或从其他角度质疑，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舆论压力。虽未点名，但明眼人都知道，矛头直指林砚。

这便是朝堂斗争的常态，真正的对手往往隐藏在幕后，利用言官作为先锋，进行试探和攻击。

面对这股风潮，林砚并未慌张，也未急于上书自辩。他深知，在对方气势正盛时贸然反击，效果未必好。他选择了沉默，继续在翰林院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同时通过王守哲和赵铁鹰的“听风阁”，密切关注着山东的实际情况和朝中的舆论动向。

王守哲那边自然也非毫无准备。他暗中联络了一些交好的官员和清流，开始为“以工代赈”辩护，指出其在新颖之外，亦有其务实和利民的一面，反驳那些空泛的“有伤风化”论调。双方在舆论场上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攻防战。

而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出现了。

在一次经筵日讲（皇帝听翰林学士讲解经史）之后，七皇子朱瑾在向皇帝请安时，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父皇，儿臣近日读史，见前朝每遇大灾，常有流民失所，酿成祸乱。今山东水患，幸得朝廷赈济，然若能使灾民有所劳作，既能活命，又能兴修水利，是否更善？儿臣愚见，觉得林编修所提‘以工代赈’，似乎颇有古之良吏‘以役代赈’之遗风，并非全然标新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