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以情理法并重，阐述了废除优免的必要性、过渡办法，并严厉申明对抗的后果。

正如所料，诏书在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士绅势力庞大的地区，引发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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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士绅如丧考妣，痛骂朝廷“与民争利、刻薄寡恩”。

私下串联、抱怨、甚至暗中抵制者不在少数。

一些地方官府也感到压力巨大，执行迟缓。

然而，与之前不同，此次朝廷准备充分。

《京报》连篇累牍，用通俗易懂的算例，向百姓展示废除优免后，普通民户赋役可能减轻的程度，赢得了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宣教官深入乡里，宣讲新政。

更关键的是，杨涟的钦差行辕并未撤回，反而加强了在江南的巡察力量，明确表示将对抵制新政的士绅“一并查处”。

在软硬兼施、舆论引导与铁腕威慑之下，大部分士绅尽管满腹怨言，但慑于冯全礼前车之鉴及杨涟的赫赫威名，不得不开始重新登记田产，准备纳粮。

只有极少数最顽固、或自身劣迹斑斑、深怕被杨涟顺势清算的土豪劣绅，开始暗中酝酿更激烈的反抗。

士绅一体纳粮，特权壁垒初摧。

这道诏书，如同一把巨锤，狠狠砸在了延续千年的社会等级与经济特权的基石上。

其引发的震动与反弹，才刚刚开始。

陈远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但他更知道，此关不过，则“启明新政”终是镜花水月，大陈国运亦难长久。

帝国的车轮，在碾压过军事对手与地方豪强之后，正隆隆驶向那由诗书礼义与白银田契共同构筑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