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宋北镇守府（赵勇经营）不仅自身通过控制金矿、蔗糖、烟草、香料贸易获取巨额利润，每年上缴内库的白银、黄金价值不下百万两。

朝廷特许成立的“皇明海洋贸易公司”（简称“皇贸公司”），由内帑、户部、以及民间大商贾（主要是闽粤海商）参股，享有对东洋（日本）、南洋（非荷兰核心区）及印度洋的部分贸易专营权，其利润分红也是朝廷重要财源。

此外，澳门葡萄牙人缴纳的“地租银”和贸易税，广州荷兰商馆的馆租及贸易税，虽数目相对不大，但象征意义显着，体现了主权收益。

第四，是 国内工商税的增长。

海关改革带动了沿海口岸城市的繁荣。

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上海）迅速成为万商云集的巨埠。

为外贸服务的行业如造船、瓷器烧造、丝绸纺织、茶叶加工、包装运输、钱庄票号、客栈酒楼等空前兴旺。

随之而来的市税（门摊税）、交易税、牙税、房产税等工商税收也水涨船高。

虽然这些税收归地方（与海关税中央直接不同），但也充实了地方财政，间接减轻了中央的转移支付压力。

海量的白银流入，迅速改变了帝国的财政面貌和经济运行：

国库充盈：太仓银库前所未有地充实，不仅足以支付庞大的军费（西北、东北、南洋驻军，水师建设）、官俸，还能大力投入水利（黄河、淮河、运河治理）、官道驿路、边疆建设（黑龙江、西域屯田）、官学及格致院的经费。

以往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大为改观，朝廷推行各项新政（如兴修水利、普及官学、推广新农具）的底气和能力大大增强。

币制稳定：朝廷利用流入的白银，加大了“启明通宝”银元的铸造和投放，进一步巩固了“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成果。稳定的银本位和充足的货币供应，促进了国内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张，长期困扰经济的“银贵钱贱”或“钱荒”问题得到缓解。

沿海勃兴：巨额贸易利润催生了广州十三行、厦门潘氏、云台山沈氏等一批富可敌国的行商巨贾。

他们不仅自身奢靡消费，带动了奢侈品行业和城市建设，也积极投资土地（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手工业作坊、海外贸易，甚至开始涉足矿业、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