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口婆心,劝导弟弟努力上进改变命运。我说完就后悔了,这种家境和个人处境,光靠努力和上进就能改变吗?弟弟不想改变吗?谁不想改变呢?但是自己不去改变,更没有出路。父亲果然不高兴:“幸亏你不在家,否则我还得给你们俩断官司。”他对我的严苛无所不用其极,对弟弟妹妹们却任其自然。
妈妈也说:“他们和你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并非让弟弟妹妹像我一样磨锉励志,上天入地赴汤蹈火,无所不能。
我只想为他们指出一条属于个人的人生道路,锲而不舍地奋斗,都能改变命运,否则没人能帮得了他们。他们误解了,以为我凭好日子不过没事找事。
弟弟羡慕地对我说:“我要像你现在这样,每天穿着新军装到大队、学校、商店走几圈,好好显示显示。”我叹了口气说:“所以你也成不了我。”
大妹妹很瘦,话不多愁人事不少。她房子怎么解决?有了孩子怎么办?
爷爷只要有草搂有菜园子种有园障子夹有儿子可骂,天塌地陷不管。
我去沙岗后,接过爷爷的筢子搂草。没人驱赶我搂草,搂多搂少没人监督也没人责骂,还把搂草当成享受。我六岁开始搂草,搂到二十三岁,已经六年没搂草了。我手掌上磨出六个水泡,又回到了六岁。穷山恶水响叮当,家乡穷得连个响都没有。唉!家……托尔斯泰跟在我身后喋喋不休,还是那句: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部大白胡子触得我后脖颈发痒。
如果他们不自强自立,人生必然充满艰辛磕磕绊绊,再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落幕。大妹夫成军来了,把老叔也叫过来,加上爷爷奶奶,全家提前过元旦。
在农村,过年也不过如此。农村人不叫元旦叫“阳历年”,可过可不过。
临到年根,屯东头变压器下面电表小屋木门,被人偷走。姓穆的电工要木头做门,屯中没人管事。电工威胁,如果做不上门,阳历年之前给小西山断电。
公元一九八三年的最后一个夜晚,穆电工怒拉电闸,把小西山拉回到洪荒时代,家家户户重新点燃了火油灯。穆电工能给小西山断电,但是不能给小西山人断气,还得活着。月亮不用电照样发光,穆电工管不到天上。一轮明月从东方升起来,把小西山照的格外明亮。没想到天上也有“穆电工”,又断了月亮的“电”。月亮刚刚升起来,就一点点让“天狗”吃了,原来逢上月食,还是月全食。
不仅仅是小西山,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姐夫开车,把妈妈和小妹妹送回来。晚上守着豆粒大的火油灯,和妈妈说起我十二岁步行到大连串联的往事。那当时谁能想到,我现在决定在大连安家。在家里听电影《九九艳阳天》等爱情歌曲,只要父亲在场,就觉得格外别扭。父亲可不是岛上的周麻子,听《洪湖水浪打浪》如醉如痴。小时候他怕我们学坏,不许看课外书籍,不许听爱情歌曲,禁止接触异性。尽管家境如此,我最盼望的事情还是回家,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从家里归队。我不带媳妇回来,就得带回烦恼。哪里都不是我的家。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成军骑辆破自行车送我,满头大汗到了永宁。在车站等车,遇见中学语文老师。他满头白发,仍矜持稳重不卑不亢。他讲语法出名,经常在午饭后为学生辅导,只是把“词”读成方言“迟”,也有的学生叫他“迟老师”。我们都有共同感慨,单干以后外出的人多了,交通成了问题。他抱怨县里和公社总是说了不做,含糊其迟(词),解决交通问题不知等到猴年马月。
语文老师的这个“迟”让我心里一沉,交通问题怕是解决不了了。
车只有一辆。我不顾军人身份,在汹涌的人堆中奋不顾身挤上去。车里,于淑凤和黄孝堂夫妇安然地坐在坐位上,和她谈了些去过去在学校教书的往事。董德元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瓦房店燃料厂,很客气地给我让座。我的另两个学生,见了我无动于衷。车到瓦房店,大家如同被蜘蛛分娩,下了车瞬间不见了踪影。
今天是我参军六周年纪念日。六年里,我呕心沥血地奋斗,持之以恒地坚持,卧薪尝胆等待,忍受炼狱般的煎熬,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彻底改变了人生。
我早上没吃饭去码头,七点半钟开船,坐三等舱。和我同铺位的姑娘“呼呼”大睡,一翻身,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侧身紧紧地靠在自己这边,像鲍鱼吸附在礁石上。海岛才是我的“大陆”,倍受颠沛流离的我,又被整编的浪头打回广鹿。
惠达来了,屋子里说话不方便,我带他到办公室。他绝不会没有酒,军事科学院一定为他装酒方便,才设计了如此肥阔的裤口袋。我们就着香肠和苹果喝酒,介绍各自的情况。我没留在要塞区,惠达的党员预备期,也被延长了半年。
人们没问我为什么又从要塞区回来了,都跟我打听部队缩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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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伍干事到高三连检查文化学习情况。这里是我军旅生涯的“小西山”,熟悉得能和每棵树每块石头说说心里话。它们要是会说话,都得问:“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教导员和副教导员早来了,正在连部里“审讯”副连长,因为他没和连队一起去码头卸水泥。老兵李玉平任炊事班长,中午在这里吃饭。
北方冬天的首场雪,如同男孩子第一次遗精,不下雪不算男子汉。岛上的春天比冬天还冷,冷风直接灌进衣服里面。海岛的春天还是个不肯初潮的傻闺女,一张大紫脸一直不开面,到了“黄牛满地走”的时令,土地仍在冰冻之中。
早上出完操,我来到李振厚结束生命的雨裂沟里。地上落了一层雪,谁用脚踩成一个巨大的“星”字。晨星寥若,不知道踩字人的真正用意。难道李振厚的灵魂来过这里、用“星”字向我转达什么?它已经变成无际星汉中的一颗?
大家到主任家包饺子,菜丰盛,还有“猴头”。伍干事掏出小本子,“猴头”属于八珍之一。我在酒桌上妙语连珠,为大家助兴。部队即将缩编,防止将公用物品挥霍或私藏。机关干部分工到各连队清理,我和王建国负责清理图书。
我三岁时照了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是十六岁。如果用照片记录我的人生,中间这十三年是一大段空白,不知道自己曾经长的什么样,如何长大成人。
这个星球上的任何生命,除了人类,靠大自然的生存条件足够生存一生。
人不但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还需要许多附加条件,才能为人一世。
李玉平和于显明找我,让我给他们开通行证。在高三连的弟兄们眼里,守备区有个“董老大”,就像“咱朝廷里面有人”。当然,我义不容辞地帮他们办理。
今年冬天全球变暖,莫斯科连柳树都发芽了。难怪莫斯科人惊呼:“冬天跑到哪儿去了?”这个气候也和眼下八十年代的人一样,反复无常不可琢磨。
“三九不冷四九寒”。“四九”第一天,气候突然翻脸,冷得出奇。我像以前那样充好汉,不放帽耳,出去冻的受不住。又到春节,家在大连地区的机关干部,全部放假回家过年。我将过春节的东西准备齐全,坐登陆艇到大连,再坐火车去瓦房店。车厢里大多数旅客是农民,他们到城里贩卖农产品,置办年货回家。
有的旅客也和我一样,在城里和外地工作、服役,回家过年。
互不相识的农民们激烈争论,互不相让,话题都是土地承包给农村带来的好处或不足。有的说现在能吃饱饭了,有的说自由了,有的说搞破鞋都不犯法了。
一个磕巴终于抢上话:“你、你半夜说话……澄、澄硬啊?过去才三大差、差别,现、现在不知道多少差差差、别了,分、一百来鸡等!澄、澄硬……”
一个半土半洋的女人,大谈某领导者夫人:“哎,×××那个人哪,真不像个首长。那次她到我们单位,我们列队欢迎,在门前等了一个多小时。可是她下了车,对我们带搭不理,唉……”她抬高自己,一边说一边向四外扫视。
但是,一直没人询问她是什么单位,她是干什么的。火车到站,一批乘客下车,又一批乘客上车。她又打开话匣子:“唉,×××这个人哪,真……”
火车又到站乘客又下完,她这才想起下车,没等跑过去车门关上了。幸亏她没下车,放在行李架上的东西还没拿。那磕巴趁火打劫:“你别、别回家了,跟我、我走吧,我还没、没有老婆……”那女人一脸的沮丧,从货架上面费劲地取下两个大提包,拖拖拽拽地挤到另一节车厢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家。
一个农民喝醉了酒,躺在过道上呼呼大睡,像躺在自己家的炕头上。他的脑袋正对着厕所,人们在他身上跨来跨去,他浑然不知。一个全副武装的乘警分拨人群挤过来,踢醒醉鬼:“起来!”醉鬼不服:“我花钱买没有座……在地上躺一下还不行……”乘警斩钉截铁地说:“你有意见,去找铁道部长反映!”
醉鬼费劲地坐起来,等乘警走进另一节车厢里,又躺倒“呼呼”大睡。
一个姑娘浑身盐渍,扛了一麻袋沉甸甸的海蛎头上车。她的脸又胖又紫又紧巴,像用高粱面加了面引子发起来的馒头。她朴实而又结实,从她警惕地向四周扫视的眼神上看,不一定老实。她的思想特征,都纠结、凝聚在眉宇之间,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子。她对座位上的小家碧玉客气地说:“请起来一下,我把东西放在下面。”小家碧玉不屑地看了她一眼,磨磨蹭蹭地站起来,给她让地方。
“高粱面子脸”以闪电般速度,把麻袋塞到坐席下,优雅而客气地对小家碧玉说:“您请坐。”打眼一看,就是个坐惯了火车逃惯税的“老高粱面子”。
一个穿制服的高大铁路肥婆,趾高气扬地走过来,眼睛敏锐地向座席下扫视了一下,对“高粱面子脸”厉声说:“是你的麻袋吧?拖出来,上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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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面子脸”百般抵赖:“不是我的麻袋,我第一次坐火车。”
铁路肥婆神气地说:“我前天没罚过你吗?少给我装糊涂!”
小家碧玉再一次起身,“高粱面子脸”乖乖地从座席下面拖出麻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