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沈墨在办公室收到两份材料。

一份是李秀梅发来的邮件，措辞礼貌但坚定：“沈主任，感谢您今天的解释。但我们精工制造无法承受十天停产。经董事会决定，已启动将部分产能转移至临港工业园区的程序。此决定纯属商业考量，望理解。”

附件是临港市招商局提供的优惠政策清单，土地价格比清河低30%。

另一份是许半夏通过加密渠道发来的录音摘要。录音里，一个企业主的声音说：“……姜市长让我们别硬顶，要联合起来写联名信，往‘改革方式简单粗暴’这个方向写。省里有些领导最反感这个……”

沈墨关掉录音，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

他知道姜云帆在做什么——不是公开对抗，而是把企业的不满引向对“改革方式”的批评。这样一来，压力就从“要不要环保”变成了“怎么搞环保”，从原则问题变成了方法问题。

而方法问题，最容易扯皮，最消耗精力，也最容易让人陷入无休止的争论。

手机震动，是周明远书记发来的短信：“明天上午九点，我办公室，谈企业关停的事。把各方意见都带齐。”

沈墨看着这条短信，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

他需要一份能让周明远点头、能让企业接受、能堵住姜云帆嘴巴的方案。

而这个方案，必须在明天九点前拿出来。

窗外，清河市的灯火次第亮起。沈墨打开台灯，铺开纸笔。

他想起岳川昨天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过了会焦，火候不到会生。现在的火候，就在‘过’与‘不到’之间。”

找到那个火候。

找到那个既能彻底解决问题，又不把企业逼到绝境的平衡点。

这可能是他来到清河后，最难的一道题。